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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代理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2000）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49—1978年）；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78—1992年）；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92年至今）[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1991）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王化成（1994）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陆建桥（1995）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郭复初（1997）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王化成（2000）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观点各异，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的适应性，只有如此，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1999）认为，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1989）提出的三假设，陆建桥（1995）提出的五假设，王棣华（1997）提出的七假设，王化成（1999）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1992）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刘贵生（1992）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陆正飞（1996）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王化成（1997）提出的产值最大化，郭复初（1997）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荆新等（1998）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1997）提出的六原则，陆正飞（1998）提出的六原则，王化成（2000）提出的七原则，刘恩禄（2001）提出的五原则，陈守忠（2008）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或同或异，或抽象或具体，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199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1991）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1997）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200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①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同时，融合多学科知识，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从而理论创新有限，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2000，（4）：2-7.
[2] 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9-23.
[3] 郭复初.现代财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7-50.
[4] 王化成.试论财务管理假设[J].会计研究，1999，（2）：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