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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探究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探究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 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 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 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 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 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所谓 “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 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 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 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 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 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 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 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 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 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 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 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 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 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 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 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 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 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 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 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 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
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 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 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 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 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 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 “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 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 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 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 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 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 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 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 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 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 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 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 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 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 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 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 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 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 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 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 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 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 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 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 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 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 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 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 尔。”[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 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 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 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 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 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