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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李大钊论文
近代史人物李大钊论文 近代史人物李大钊论文篇一 《简述李大钊思想之转变》 摘 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李大钊早期思想是启蒙思想，是要以西方近代自由民 主的政治学说作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及封建文化，破除封建偶像、圣人、王者、 英雄之权威，树之自我权威，通过唤起国民之自觉心以改造国民性。1918年后， 李大钊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其为新世纪的新潮流，他引导了新 文化运动由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的方向性转变，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拯 救中国的主要思想，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论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 性和可能性。关键词：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 转变 思想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李大 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段：一、"萌芽时期"，初步接触幸德秋水 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想，以"平其不平"为思想认识基础。二、日本留学时期，接受 了日本早期社会党领导人安部矶雄的影响。由于安部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主 张"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心中浑然融为一体。"[1]，所以安部 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使李大钊早期接受的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更加深化。
三、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由于李大钊一直关注着社会主义反战和民主主义运动的 兴起，并且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进行探讨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 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这就为十月革命后，坚 决迅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2] 一、李大钊思想--萌芽时期 1907年，李大钊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揭开了他人生 新的一页。当时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是清政府为挽救覆灭命运，维护封建专 制统治，推行"新政"所设立的一所大专学校，但毕竟是一所培养法律、政治等专 门人才的近代新式学堂。李大钊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想，开始为" 振奋国群"而"急思深研政理，求挽救民族"。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蕴蓄已久，留学日本后亲眼目睹两国之间的巨 大反差，更是让李大钊感觉失落伤心不已，在看到日本将历次侵华所得"虏夺之 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后他悲愤莫名："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 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3]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闻 之悲愤莫名。围绕"二十一条"，李大钊接连发表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 之薪胆》两篇战斗檄文，较为全面的向国人介绍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和中日交涉 的全过程，回顾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李大 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了切齿的痛恨，对于自己的民族、祖国则表现了 无比的热爱，为了保卫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李大钊不惜"出其丹心碧血"， "愿为国死"。但这两篇檄文都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袁世凯所 代表的北洋政府。他对于救国的责任，分别从国民和政府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认为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 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询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 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稗秉国民 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4]以这两篇文章 为标志，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李大钊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反抗外 国侵略高于反对国内封建势力，更加强调民族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至上。
二、李大钊思想--发展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本质上是激进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 义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封建历史传统持全面批判态度， 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为对孔孟儒家学说的政治价值观的彻底否定。二、主张以文化 作为革新社会的主要手段。认为政治革命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它并未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和幸福，根本原 因在于制度是新的，而民众观念是旧的。三、主张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来改铸中国 群众的精神状态。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进化论等作 为理论工具和政治动力，来动摇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击破封建复辟势力在思想 文化领域的反扑，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其 思想深受激进民主主义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和第 一次世界大战密切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国内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斗争的产 物，是和辛亥革命失败以及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局势密不可分的。"接受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弥补这次革命的不足，建立理想的共和制度，彻底反对袁世凯 及其所代表的封建主义，彻底铲除在中国产生新的袁世凯的条件，是这场运动的 最主要任务。"[5]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人之一的李大钊，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从之前的拥袁到反袁，他开始激烈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强调 改造国民性、通过中"华民族的更新再造，来反对封建专制、抵制帝国主义的侵 略。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丑恶行径彻底改变 了李大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认识到要救中国非推翻封建专制，打倒军阀， 反对帝国主义不可，为此，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战斗 檄文，提出了"民彝"的政治理想，只有如此，才能"我不负此中国，中国即不负 此河山"，中国的前途"于此实利赖之"。
三、李大钊思想--成熟时期 中国自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峻， 先进的中国人先后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一义、民主革命等手段寻找解决中国的出路 问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都没有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 而且国家状况日趋糜烂。正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 惊醒了迷茫中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国人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采取更加坚决、更 加彻底的革命方法，彻底清除前进的障碍。封建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 特殊国情决定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根 本解决"的方法去完成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李大钊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国内开始，便重点关注这场标志着 新时代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8年7月开始，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等论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 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不同性质革命和中西文化对比，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研究，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 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 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 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 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6] 李大钊的一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把十月革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了中国要 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他结合了中国半殖民封建社会的特点，提出了最初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最初知识分子认识问题 的局限性和过早的牺牲等原因，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能完全深刻，但他对社 会主义的思考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 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
近代史人物李大钊论文篇二 《李大钊宗教思想述论》 [摘 要] 李大钊宗教思想是立于唯物主义基石上的，他从物质经济变 动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善恶根源的不可解是宗教产生的一个 原因。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向往使李大钊对基督教有一定的好感并对基督教精 神有所发挥。在彻底批判宗教的同时李大钊提出了科学的真理观，以真理取代宗 教。因唯物主义贯穿于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始终，使其宗教思想更具有彻底性和革 命性。
[关键词] 李大钊 唯物史观 无神论 非宗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名激进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 最早接受者、宣传者，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研究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唯物主义理论在反宗教运动中的重 大作用，而且对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无神论宗教思想理论体系，树立科学的 真理观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李大钊是最早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唯物 主义史观始终是其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李大钊无神论宗教思想最为彻底 的根本原因。
第一，李大钊认为宗教是以物质为基础并随物质变动而变动的。以唯 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李大钊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他指 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 跟着变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1]李大钊指出宗教问题也是如此， “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宗教、哲 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2] 第二，宗教生活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宗教必须适应经济生活。李大钊 指出，“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认社会生活是整个 者，有经济生活而表现宗教种种生活”，“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经济生活发生者 也。”由此，李大钊还论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的前途，他说，“社 会主义者反对立在旧的经济组织所建之宗教。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 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3]由此可见，李大钊并没有武断指出将来的 人类社会定然是无宗教，他从经济变动角度出发科学地指出了在将来的社会主义 社会中，宗教是允许存在的，但它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社会主义与宗教 不是根本对立的，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李大钊的这一理论与今天“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政策是相吻合的。
第三，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李大钊还从宗教与道德关系的角度论述了 宗教产生的根源。“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 这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起源的一致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基本观点， 李大钊对宗教起源的论述是其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的集中体现。他指出，“道德 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 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 的根源，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 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善恶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原因。”[4]从 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论述宗教产生的原因，说明李大钊对宗教的认识并非肤浅， 而是有一定深度的。
总之，唯物主义史观的传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宗教提供了有 力的思想武器，这表明中国知识界对宗教的批判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始逐渐 摆脱单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教言论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李大钊以唯 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的分析和批判影响了同时代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并壮大了 反宗教的队伍，推动了“非宗教运动”的发展。
二、李大钊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宗教的产生与存在总是与社会需要紧密联系的。宗教曾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因此，从唯物主义辩证的观点出 发，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忽视或抹杀过宗教的作用，他们对待各类宗 教，均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李大钊也是如此。
(一)早期对基督教精神的赞美和发扬。
首先，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教义中所含的“自由”、“平等”、 “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其“爱人类”的伟大精神吸引着初步接受西方资产 阶级学说的李大钊。他指出，“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 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入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 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5]这说明李大钊希望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来塑 造国民修养，改善国民性。这与陈独秀主张吸收基督教的伟大精神以塑造新国民 性格的观点有一致之处。[6]李大钊还指出，东方宗教处处显“寂灭之象征”，而西 方宗教“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 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7]可见李大钊对西方 基督教所具有的创造的、助人奋斗的精神是肯定的。
其次，李大钊继承发展了基督教义中“爱”的思想，主张以“爱”为基础 创立新民国、新生活。他指出，“博爱”、“自由”、“平等”、“牺牲”是“我们创造‘新 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 “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 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以爱为基础的 生活。”[8]李大钊对基督教“爱”的精神的发挥体现了他为全中国人民，为全人类 谋幸福的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宽广胸怀。此外，李大钊还主张建立以博爱为基 础的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 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9]李大钊早期对 基督教精神的赞美与发挥是与其政治思想主张相一致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 前，作为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宗教思想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 影响是必然的。在西潮涌入，全盘西化的时代，对西方文明的赞美与拯救中国文 明之弊相联系，李大钊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发挥体现了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西 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期待与向往。
(二)对宗教的批判与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坚持进化论，注定要对宗教迷 信展开讨论和批判。因此，无论是孔教、佛教、道教，还是后来居上的基督教， 均难逃一劫。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自然站到了反对宗教的立场上。他对宗教的批判是彻底 的、否定的，对宗教的斗争是不妥协的，体现了其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和荡涤一 切宗教迷信的决心。
第一，李大钊认为宗教妨碍社会进步，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一切宗教。
在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时，李大钊指出，“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 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而我们 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单单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 有的宗教”，而组织非宗教同盟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宗教对探求真理， 亦即对人类进化上是非常有害的东西，为此我们曾利用一切机会来讲这个道理。” 非宗教大同盟的诞生是针对基督教而来的，因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 碍人类进步的宗教，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李大钊 等人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及其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宗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二，李大钊认为应重点批判基督教，并将基督教与批判资本主义社 会联系起来，他说，“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是最发达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 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教。”基督教中使人 安于贫穷的说教，“是要使他们卑躬屈从，而人的本性是绝不甘于忍受贫穷的”， 因此，基督教的说教有违人性。况且，“富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来施舍他人的”，其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看看资本主义是从何处发达起来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资本 家听了基督的‘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的说教，就真有舍弃自己钱财的 吗”[10]由此，基督教的说教只是让人们妥协退让，安于现状，对社会进步毫无用 处。
第三，受非宗教运动的影响，李大钊否认了基督教与自由、平等、博 爱的关系，并对此予以了逐次批判。他认为宗教必信仰神，心灵上必受神的束缚， 那么便“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 不能存在。”而非宗教运动即是申明这个道理。欲“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 宗教的范围做起不可。”而非宗教者，则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 他人的思想自由。”在论及宗教与平等时，他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 的表现”，而没有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也达不到博爱的目的。[11]李大钊对 “自由”、“平等”、“博爱”与宗教关系的否认，受到了当时政治运动和非基督教运 动的影响，这与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相联系。此时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念。因此，对基督教仅有的一点好感和赞扬随着政治运动和革命需要而消失殆尽了。在 紧张的革命斗争年代，文化运动应服从于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最早创始人，李大钊的对宗教基本精神的批判尽管有偏激之处，但仍然是可以理 解的。
第四，主张思想自由，坚信科学真理。为弥补因批判宗教迷信而引发 的信仰缺失，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号召广大青年坚信科学，反对宗教迷 信。他反对宗教束缚，认为信仰自由，“决不许稍加限制”，因为“信仰一种宗教， 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 涉也。”[12]谈到宇宙真理，他指出“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 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3]宗教 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驳而不确”，“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 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14]李大钊坚信 真理反对宗教迷信，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一时幻妄之象， 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 也。”[15]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体现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影响， 这表明他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他的真理观不仅激励了同时代的广大青年知识分 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以科学反对邪教和迷信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李大钊宗教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首先，李大钊无神论的宗教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历史观贯穿始终。
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与其他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更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他最早从物质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指明了宗教作为上层建筑 的一部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宗教的 批判为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无产阶级宗 教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其次，李大钊在批判宗教迷信时提出了自己科学的真理观，并主张以 真理来代替宗教信仰，这也是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的。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 “以美术哲学代宗教”，以及蔡元培等人的“以美育代宗教”相比，李大钊的“以真 理代宗教”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更具革命性和科学性。
最后，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彻底无神论的宗教思想，他的反教立场始 终是坚定不移的。他在早期对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赞扬和发展并非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谈及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立场上不自觉流露的。以基 督教文明为主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本身就带有基督教的烙印。虽然李大钊早期 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向往使他对基督教有好感，但并不影响他的反教决心 和坚定立场。○ 注 释：
[1] [2] [3] [4] [8] [9] [10] [11]《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第37、139-143、382、135、96-97 、164、555-556、566-567页。
[5] [7] [12] [13] [14] [15]《李大钊文集》(上)，第332、559、248、261、 262、446页。
[6]参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278―28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