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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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论文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 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 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 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 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 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 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 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 义。

一、三大区域的历史成因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

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 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

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 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 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 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 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 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 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 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 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 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 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 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 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 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 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 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 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 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 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 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 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 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 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

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 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

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 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 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 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 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 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 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 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 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 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 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

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 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 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 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 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 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 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 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 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 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 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 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 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 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 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 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 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 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 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 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 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 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 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 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 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 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 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 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 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 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 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 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 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 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 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三大区域的格局形成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 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 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 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 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 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 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

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 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 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 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 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 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 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 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

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 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植钜欤  汲晌  跋旃  步侵 鹆α慷员鹊囊蛩亍Ｔ颇献魑  拐酱蠛蠓降那跋撸  胩  窖笳匠〉慕岷喜亢臀ㄒ坏 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 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 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 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 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 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 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 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

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 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 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 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 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 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 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 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 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 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 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 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 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 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 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 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 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 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 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 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 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 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 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 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 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 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 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 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 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 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 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 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 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 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 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 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 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 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 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 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 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 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 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 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 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 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 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 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 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 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 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 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 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 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 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 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 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 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 ·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 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 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 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 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 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 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 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 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 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 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 势。

三、三大区域的时空比较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 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 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 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 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 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 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 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 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 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 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 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

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 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

[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 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 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 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 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 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 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 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 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 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 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 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 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 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 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 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 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 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 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 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 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 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 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 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 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 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 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 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 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 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 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 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 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 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 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 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 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 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 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 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 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 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 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 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 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 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 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 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 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 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 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 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 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 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 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 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 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 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 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 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 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 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 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 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 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 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 ·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 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 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 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 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 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 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 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 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 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 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 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 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 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