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热词搜索：天津 职称论文 2019天津中级职称评审 天津中级职称认定 
摘要：从解剖形态、生理病理、病证学角度对中医脾与西医胃肠道、胰腺、脾脏进行比较。认为：中医脾的形态学基础是脾脏和胰腺，其最初的某些生理病理的认识不同程度源自解剖实体。然而，受中医学特殊的哲学观、方法论等因素影响，其后的发展使其逐渐演变成解剖属性、非解剖属性兼具的“混合体”。实体脏器——胃肠道的部分功能被纳入脾功能的范畴，使脾的功能实体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脾脏本身在中医藏象理论构筑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弱化，而脾的功能似乎更多通过消化系统(主要指胃肠道及胰腺)得以体现。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中医之脾是“以现代医学中的胃肠道、胰腺的生理功能为基础，是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假说。
关键词：脾胃肠道胰腺脾脏中医西医比较研究
脾作为五脏之一，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主运化、主统血，被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实体脾脏被认为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可合成干扰素、补体及细胞因子等生物活性物质；同时，作为全身血液的滤过器，还可清除混入血液中的病原体及自身衰老蜕变的细胞。此外，切除脾脏后生命活动仍可维持。可见中西医对脾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近年来，围绕五脏之“脾”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内容涉及消化吸收、能量代谢、血液、免疫、神经、内分泌等多层次、多方面，研究提示脾虚证与胃肠道生理功能的改变关系最为密切。那么中医之“脾”的解剖实体到底可定位于哪些脏器?中医脾与西医脾脏间是否存在联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从解剖形态、生理病理和病证学三个方面，将中医之脾与西医胃肠道、脾脏、胰腺等脏器加以比较，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解剖形态学比较分析
通过对历代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古人对脾的解剖实体的认识主要还是落实在今之脾脏。虽然《难经》中就提到了“散膏”(有人认为是胰腺)，但古人一直将其作为脾的附属，而未加以深入研究，更没有把它提升至“脏腑”的高度；他们并未意识到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脏器，以至将胰腺的一些功能赋于脾。究其原因可能与两者在解剖位置上过于紧密有关；另外，胰腺本身色灰红，重量轻，形态细长，呈脂肪样且位置隐蔽不易观察[1]；即使观察到了，古人可能也会认为其非“肉质性”器官，不具有特殊功能，而将其与脂肪、韧带等组织一并归为脾之附属。古代文献中未见关于胰腺的记载就不足为奇了。及至中西医学汇通时期，才由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张锡纯、唐容川等明确提出散膏(胰腺)“为脾之付脏”且具有一定生理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医脾的解剖形态学基础为实体脾脏和胰腺。然而受古代“重道轻器”思想的影响，以及封建伦理道德、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的制约，解剖在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由于脾的功能(除了“裹血”之外)不可能全部通过直观而了解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功能与实体分离之路，这可能是导致中西医“脾”之间功能差异悬殊的原因之一。经历了由解剖实体到功能脏腑的演化，中医之脾早已不是古代医家最初观察到的解剖脾(包括脾脏和胰腺)了。这也正是为何众多医家对脾的解剖定位众说纷纭，而脾“主运化”、“主统血”、“为后天之本”等理论能一直有效指导中医临床的原因。
2生理病理学比较分析
2．1中西医“脾”概念比较：中医脾并非单指原先的解剖脾，而是一个功能的集合。与胃、肉、口等组织器官密切联系，构成“脾系统”，共同完成中医脾的生理功能；病理上也表现为系统内各组织器官的病变和功能的异常。可见，其概念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具有整体性、模糊性的特点。西医脾脏、胰腺以及胃肠道，它们的结构是确定的，它们的功能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其脏器概念具有单一性、具体性的特点。随着中西医学的不断交流和发展，西医也借鉴了中医学中的整体观，“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网络”(NEI网络)观点的提出揭示实体脏器间亦存在广泛的联系。
2．2中医脾与西医脾脏、胰腺及胃肠道生理病理学比较：分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2．2．1中医“脾主运化”与西医胰腺、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的比较：古人对“脾主运化”的功能最初是从解剖结构人手的。由于发现“脾与胃以膜相连”，古人便大胆设想脾“为胃行其津液”。至于后来出现的“脾胃同主运化”的观点，更多来源于临床的观察和总结。胃主受纳，为水谷之海，古人认识到饮食的消化、吸收及转输全身，并非胃府所能单独完成。但对胰腺的功能又未能认识。脾胃同属中焦，脾胃经脉相互络属，而脾胃同病的现象又常常发生，其表现多集中为消化道的一系列症状，认为脾胃同主运化也就极其自然了。如前文所述，古代医家已将胰(散膏)作为中医脾的一部分了，胰腺分泌的胰液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与“脾助胃消磨水谷”的功能相似；而其内分泌产物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将水谷精微物质的重要成分葡萄糖运送至靶器官肝脏或外周肌肉、脂肪等组织，进而分解糖类释放能量，并把多余的糖合成糖原、脂肪、蛋白质等加以储存。这又与中医之脾的“散精，化生气血津液，营养脏腑，灌溉周身”的功能比较接近。
我们认为，若因此将“脾主运化”就等同于胰腺的生理功能，显然欠全面。实际上脾主运化还概括了胃和大肠、小肠的功能。虽然古人通过当时粗陋的解剖早已认识到解剖脾与胃、肠生理结构上的不同，但鉴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其生理功能作出严格、细致的区分，而且受中医学“重脏轻腑”思想影响，这就必然导致了某些理论的模糊性。这也就逐渐导致了解剖实体与功能脏腑的分离。胃肠道的运动功能、内分泌功能以及营养物质在小肠内的吸收，都与中医“脾主运化”有着相似之处。另外，脾虚病人出现大便溏薄、肢体困重等症似乎也与大肠对水分和无机盐的吸收异常造成水盐代谢紊乱有关。目前对“脾主运化”内在机制的研究多由脾虚证人手。研究已表明脾虚证患者存在胃肠运动和消化液分泌异常，神经体液调节紊乱以及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可见，“脾主运化”涉及了神经、内分泌等多方面因素，与西医胰腺及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有一定相似性，但又不能视作等同。
2．2中医“脾主统血”、“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与西医脾脏与血液系统关系的比较：“脾主统血”理论源于《难经》“脾裹血”的论述。可能古人在祭祀或解剖人或动物脾脏时，发现脾窦富含血液，由此推理而来。裹，即包裹、缠绕之意。从现代解剖学角度来看，脾内血管丰富，血液充盈，如同包裹着血液一样]。故而我们认为“脾裹血”是从脾的解剖形态结构特征方面描述的。现代医学认为脾能贮存一定量的血液，当机体急需时，可将其释放。因此，中西医在“脾裹血”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古人发现脾贮存的血量有限，而肝所藏之血、肝血流量以及调节血量的能力都远大于脾，故而将贮血、调节血量主要责之于肝【4]。西医脾脏与血液系统关系主要为参与造血(胚胎发育时期)、贮血，血细胞的破坏和调节血量等，两者立足点截然不同。
后世医家之所以有“脾统血”的说法，有可能是由“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和“气为血之帅”等观点而衍生。此外，“脾统血”理论的形成，亦与对“脾不统血”病理现象的长期观察总结和诊疗实践密切相关。“脾裹血”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似乎都已经不能很好地做出解释，因此“脾统血”的观点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根据现代医学的观点，造成出血原因之一为血中诸多凝血因子结构、活性发生改变。现代研究表明脾虚、脾不统血者普遍存在血小板结构变异，导致血小板粘附、聚集和释放功能下降_5]；血小板自身抗体产生过多，使血小板破坏过多，生存期过短而出血l6j；血浆中纤溶系统活性改变而出血【7]。引起出血的另一因素为血管的密闭作用降低。据马氏报道脾虚患者毛细血管抗力减弱，毛细血管的渗透脆性增高，血液自血管溢出而出血]。由此可见，“脾不统血”涉及了血液系统中多方面因素的改变，且与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有关，绝非西医脾脏功能亢进导致出血所能涵盖。
中医认为气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人体气血的生成，都与中焦脾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饮食营养的优劣，脾胃运化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气血的化生。长期饮食营养摄入不良，或脾胃运化功能长期失调，必然导致气血两虚的病理变化。历代医家正是在对“脾主运化”功能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概括性地提出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观点。由于“气”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中西医学无从比较。而现代医学认为脾脏与血液系统的关系为参与造血(胚胎发育时期)、贮血和血细胞的破坏。现代研究还证实活化的淋巴细胞能产生集落刺激因子、白细胞介素一3等多功能造血干细胞刺激因子，而脾和胸腺对于活化的淋巴细胞及其分泌起重要的调节作用_9]。显然中西医之脾在这方面的认识差异颇大。
就贫血而言，现代医学认为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营养障碍导致血细胞合成所需原料不足。似乎与中医“脾失健运”所致“气血生化乏源”比较接近；其二免疫功能异常导致血细胞破坏过多。实验证明治疗胃肠道疾病的基础方——四君子汤，不仅能提高机体免疫力，而且能刺激集落刺激因子(CSF)等的产生，显著促进骨髓粒一单祖细胞的生长，髓外造血也随之增强。可见，古代医家也许在“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并未考虑免疫因素，更多考虑的是消化系统的作用。而中医之脾又确实与免疫系统相关，脾很可能是作为NEI网络中一个重要环节，参与对全身各系统功能的调节。
2．2．3中医“四季脾旺不受邪”与西医脾脏、胃肠道与免疫系统关系的比较：张仲景首倡“四季脾旺不受邪”之说，意即脾具有护卫机体的重要作用。脾气充盛，外则邪不可犯，内而疾不能传。许多学者认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观点蕴含了朴素的现代免疫学思想，但究其本质不难发现，两者立足点有着根本不同。
首先，从哲学角度看，脾五行属土，古人认为土居中央，能兼木火金水之气，受“天人相应”思想影响，故而以脾胃为五脏中心，“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应运而生；其次，从理论成熟的时代背景看，补土派代表医家李东垣生活在宋金对峙、金元混战时期，正是因为身处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饥荒、战乱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日益突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的观点由此产生；第三，从生理病理学角度看，“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脾主运化”功能基础之上，并由此而衍生的。故而临床上注重“顾护胃气”，利用调理脾胃达到治疗或预防疾病的目的。
这些观点皆为中医学所特有，与现代免疫学中对脾脏及胃肠道的认识显然相去甚远。
现代研究证实，脾虚状态下普遍存在免疫器官、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局部免疫和免疫遗传学方面的改变_l。这些研究说明：一方面中医“四季脾旺不受邪”所涵盖的内容比西医脾脏、胃肠道等器官的免疫功能丰富得多；另一方面中医之“脾”又确实与西医免疫系统功能存在一定联系。西医认为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受神经、内分泌等因素调节；而中医则将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责之于“脾”。
因此“脾”有可能是通过调节NEI网络来发挥其功能，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宏观调控的能力——一种能维持机体各系统处于正常状态的能力。
2．2．4中医“脾主四肢、肌肉”与西医肌肉能量生成、贮存及代谢过程的比较：早在《内经》中就有“脾主身之肌肉”的论述。因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全身肌肉都要靠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来营养，才能使肌肉发达、丰满、健壮。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不足，势必导致四肢肌肉运动与抗疲劳所需能量的合成和供应障碍，往往出现四肢困倦乏力，不耐劳作，肌肉消瘦，甚至痿弱不用等病理表现。临床上此类病证多从脾论治。据报道[1，将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随机分组，中药治疗组3O例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西药对照组28例给予谷维素、硝基安定等药物，经2个月治疗，治疗组中显效18例，有效6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8O．Oo％；对照组中显效3例，有效6例，无效19例，总有效率32．15，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目前对脾与肌肉组织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脾气虚证”动物模型，从肌肉能量生成、贮存及代谢入手。结果表明_】：脾气虚时骨骼肌存在能量产生不足及能源物质匮乏；有氧氧化能力下降，代偿性的使无氧酵解活跃；肌肉组织蛋白代谢呈负平衡状态，骨骼肌纤维结构发生异常改变。运用健脾益气药物治疗，这些异常改变可基本得到恢复。
从表面看来，中西医的认识似乎无从比较，但无论从实验角度还是从治疗方面都表明中医之“脾”与肌肉能量的生成、储存及代谢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
揣测其由来，古人很可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脾虚之人常觉困倦、乏力，久之全身消瘦，进而由“脾主运化”理论推导而来。在治疗上，最初可能只是应用于消化系统功能异常导致乏力、消瘦的病人；其后，由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治疗经验的不断丰富，医家们便天才地将“从脾论治”的思想运用于一切与肌肉组织功能异常的疾病，经长期临床实践也确实取得良好疗效，如重症肌无力多用健脾益气法进行治疗。
2．2．5中医“脾主思”与西医胃肠道与神经系统关系的比较：《内经》有“脾藏营，营舍意”的论述。
生理上，脾胃既化生营血精微为五神脏产生神志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又具有协调脏腑气机的枢纽作用，故与神志活动密切相关。病理上，一方面“思伤脾”、“思则气结”，现代研究也证明脾虚患者存在中枢调节机能紊乱——大脑皮层兴奋过程减弱、抑制过程占优势的病理状态。故临床上多见由于思虑过度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导致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等症[1。另一方面，脾胃功能失调，易影响诸脏腑功能而产生神志病。如《灵枢·大惑论》云：“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故善忘也”。对后世医家神志病从脾胃论治不无启示。
以往，西医学把神志活动主要归结为神经系统，尤其是脑的功能。人们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神经系统对其他系统(如消化系统)调控机制的研究上。
如今，心理因素作为胃肠病的诱因正13益得到重视。
脑肠肽的发现提示，胃肠道与神经系统在起源与功能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有人推测胃一肠一胰内分泌系统，通过脑肠肽影响脑肠轴，很可能是中医认为脾胃与高级神经活动有关的物质基础。通过调理脾胃气机可对相应模型动物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神经肽、环核苷酸、第二信使等物质的含量及其基因表达起到广泛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为“脾在志为思”理论提供了实际依据和理论解释[2。然而，“思伤脾”所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是对情志致病引起的机体一系列病理反应的概括。七情引起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作用原理，可以综合为精神因素一中枢神经系统一植物神经系统一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一效应器官的连锁反应。消化道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在这条链中既充当了效应器官，又作为中介因素影响其他系统功能。
3病证学比较分析
3．1中医脾病与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概念比较：为了解中医脾病的范围和特点，我们选择《临床中医内科学》一书_2，对其中8类病证(肺与大肠病证、心与小肠病证、肾与膀胱病证、肝胆病证、脾胃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脑髓情志病证、五官形体病证)，121个病种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多达81个病种与脾功能失常有关，占总数66．94，从现代临床对补中益气汤的应用也可进一步探讨中医脾病的概念。总结近年来补中益气汤的应用，发现它除了广泛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还常用于现代心血管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此外，临床上亦用于因营养不良引起的低血糖、缺铁性贫血等病。
可见，中医脾病基本涵盖了西医消化系统疾病，但还涉及到其他系统的疾患。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医消化系统疾病以病理解剖作为其分类的依据，而中医脾病则建立在中医学特有的脏腑概念的基础之上，其生理内涵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病理外延较为宽泛；其二，在辨证论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脾病更倾向于以证来划分，由于反映的是疾病某一阶段病理的概括，就不可避免导致多个系统的多种疾病，辨证时同归为脾之病证。
3．2中医脾病与西医胃肠病相关性探讨：为了探讨中医脾病与西医胃肠道疾病的相关性，我们选择于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在上海龙华医院特需门诊收集的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病例29例(男19例，女1O例；年龄15～67岁，平均44．O5岁)。就病因而言，一般认为免疫功能紊乱是引发该病的重要因素。其二因情志不畅作用于神经中枢一下丘脑一脑干一植物神经系统一效应器这一途径，继而引起人体一系列神经一内分泌改变。与“四季脾旺不受邪”、“思伤脾”理论相应。临床以泄泻为主症以及肠镜所见肠粘膜水肿，均与中医脾失健运致水液代谢异常的认识相符。该病的发生经历一个脾虚运化失常、组织失养及水湿内停，内溢组织器官的病理过程，与现代医学由于血管活性物缺氧，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及肠道疾病致蛋白质吸收障碍所引起的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所致的组织水肿相似(中医临床所言水肿，多指颜面四肢，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对内脏组织器官水肿的认识)。采用健脾利湿、益气补中之剂，获得良效。再如多数患者面色萎黄、消瘦、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舌淡、脉虚，与“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的理论相应。部分患者表现为脓血便，肠镜检查有肠粘膜出血点甚至片状出血，这又与脾统血功能失常有关。治疗方面，以香砂六君子汤合痛泻要方加减。可见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病位虽在肠，但无论是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还是治疗方面都与中医之脾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认为中医脾之病证与西医胃肠病问存在一定相关性，胃肠道疾病大多可从脾而治。但中医脾病又绝非西医胃肠病所能等同，还涵盖了许多胃肠以外的疾病。
4结论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医脾的形态学基础是脾脏和胰腺，其最初的某些生理病理的认识不同程度源自解剖实体。其后由于五行学说的渗透、思辨推理方法的影响、临床整体观察和治疗经验的总结等种种原因，实体脏器——胃肠道的部分功能被纳入脾功能的范畴，使脾的功能实体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脾脏本身在中医藏象理论构筑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弱化，而脾的功能似乎更多通过消化系统(主要指胃肠道及胰腺)得以体现。当然，中医“脾”的生理病理并非局限于消化系统，而是涉及到多系统、多器官，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5差异原因剖析
5．1中医脾理论认识发展史：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中医对脾的认识可能走过以下发展之路：中医学对脾的认识，首先来源于解剖。它提供了有形的实体脏器，作为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生理病理认识的载体；然而由于古代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迫使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求助于思辨，以猜测和推想弥补对事物认识的不足。其次受“重脏轻腑”思想影响，虽在最初的解剖实践中认识到实质脏腑结构上的不同，但对其功能的认识过于笼统，将某些腑甚至脏的附属器官的功能赋予脏。第三，随着整体观察及逻辑推理的兴起，中医脾逐渐超越了最初的解剖学实质，中医脾的功能概念应运而生。此外，五行学说的引入，将古代哲学思想有机地融人中医学理论体系，并使其更加系统化。中医脾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的延伸和拓展，渐渐丰富形成中医所独有的以中医“脾”(包括胃肠道、胰腺)为核心的功能系统。最终，脾阴、脾阳概念的引入，逐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脾理论。
5．2中西医认识差异原因分析：中西医两种认识的差异是由两种医学体系不同的哲学观、方法论和时代、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从哲学角度看，中西医学都从来没有脱离各自的哲学基础而存在。《周易》作为中医理论的源头，其阴阳五行理论、整体观、平衡观、恒动观等一直引导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西方的主流哲学坚持“实物中心论”、“还原论”，引导西医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构成人体的实体物质和器官方面，故而西医学能将对人体的认识从整体、器官、细胞，逐步深入到分子和亚分子水平。从认知方法看，中医学以“有机自然观”和“功能中心论”为指导思想，运用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方法进而推理演绎。西医学则强调“构造自然观”、“结构中心论”，以解剖观察及实验研究为手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从历史原因看，在奠定初基的轴心时代，两者间尚存在诸多类似之处；其后中西医学便按各自固有格局发展。从文化背景看，中医学几千年来的一脉相承，显示出强大的超稳定性及基此而衍化出的排外、自我封闭等特点，是在经典理论框架内的微观渐进；而西医学经过学术中心的多次转移，发展成集多民族医学精华于一体的开放型体系，是理论不断更新、框架不断突破的比较剧烈的革命。
5．3中西医汇通时期翻译造成的影响：及至中西医汇通时期，由于中医本身对脏器实体认识的模糊性，特别是对脾的认识历来存在分歧，而此时的翻译家可能也不甚了了，加上大部分中医脏腑与西医脏器在形态学认识方面存在共性，所以就简单的将中医之脾与西医学的spleen等同起来，并未从功能上对中西医之脾加以区分和探讨，为今之中西医脾概念的混乱和理论冲突留下了隐患。其次，各医家虽倡导中西医汇通，但都遵循“中体西用”的指导原则，导致他们在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拘泥于传统的、固有的模式，少有突破，造成了汇而不通的结果。
6假说的提出一般认为在现代医学中很难找出与中医之脾相对应的脏器。通过文献整理，笔者认为同其它四脏一样，中医之脾亦有其相应实体——以现代医学中的脾脏、胰腺为形态学基础，在功能上则涵盖了胃、大小肠以及胰腺的生理功能。作为神经内分泌一免疫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共同完成消化吸收、化生血液、能量代谢、水液代谢等过程，使人体各系统维持一种平衡状态从而发挥正常作用。中医脾之病证既包含以胃肠道病变为主的一系列病症，也包括通过神经一内分泌免疫系统引发的“脾系统”内其他脏腑结构或功能的一系列病理改变；且病变日久，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参考文献
1柏树会主编．系统解剖学．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39，276．
2梁卫江，张万岱．脾虚证的消化吸收功能研究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1999，7(3)：192．
3张文平．从《难经》“脾裹血”浅探脾统血之实质．天津中医，2002，19(5)：37．
4童瑶，陈慧娟，张挺，等．肝的中西医比较研究．山东中医杂志，2000，19(9)：515．
5徐重明，聂天．脾虚证与血循环关系研究．河北中医，1997，19(3)：2．
6杨宇飞，胡乃平，王天恩，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动物模型组织病理学改变性别差异的探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2)：19．
7陈达理，周立红，刘泽霖，等．脾虚、脾实证患者血浆TPA、PAI、PLM含量测定．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9，5(8)：40．
8马宗林，包力，刘翠霞，等．脾虚证外周微循环对比观察．辽宁中医杂志，1995，22(10)：437．
9章梅，夏天，张仲海，等．四君子汤对脾虚鼠淋巴细胞分泌集落刺激因子的促进作用．中医杂志，1999，40(10)：8
10章梅，夏天，靳风烁，等．四君子汤体外对ConA诱导的小鼠脾细胞表达IL一3mRNA的影响．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4(5)：51．
11雷娓娓，黄真炎，郑高飞，等．脾虚造型动物免疫超微结构的比较研究．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2)：14．
12章梅，张仲海，夏天，等．四君子汤对脾虚患者可溶性细胞粘附分子一1水平和单核细胞功能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19(5)：207．
13田维毅，周爱丽，刘燕．脾虚证大鼠模型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探讨．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99，21(2)：61
．14曲长江，林庶茹，夏淑杰，等．苦寒泻下两种脾虚模型的免疫学比较研究．辽宁中医杂志，1999，26(3)：133．
15翟文生．脾虚泄泻局部免疫及消化吸收功能的变化．中国医药学报，1994，9(5)：46．
16张世平，王健华，梁雯若．脾虚等五种中医证型与人类白细胞抗原关联的初步研究．中西医结合杂志，1987，7(9)：523．
17舒仪琼，张国梁．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3O例．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7，16(5)：l1．
18王天芳，杨维益．“脾主肌肉”的实验研究进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5)：23．
19焦君良，要丽瑛．试论中医的“脾”与微量元素锌、铜的关系．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3，16(1)：12．
2O张丽萍．脾胃与神志相关机制的研究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医药学报，2003，18(2)：l11．
21王永炎主编．临床中医内科学．第1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395～1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