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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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海外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个新的和负面 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 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 影响 中国外交政策走向 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那时起，一 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其积极性表现在：它采用国际化的战略，重视国 际合作和全球 经济 一体化;它不再宣扬革命以推翻现状;它在设计和实现中华民 族的自身抱负时能考虑并增进世界和地区的普遍福利。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中国 外交政策 文化主义 积极民族主义 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视角。一些中国学者 开始运用这一概念 分析 中国外交政策，或为中国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在 英文 文献 中，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有关中国未来对外政策走 向和各国应对之策的辩论。这些海外研究的一个共通主题是，现阶段中国民族主 义的 发展 正在成为国际不安定的一个根源。塞缪尔·亨廷顿对于中国意图“洗涤 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耻辱”感到担忧。

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 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认为，“在民族主义者的情绪鼓动下， (中国)产生了一股从过去耻辱中恢复过来的渴望;并在单纯渴求国际影响力的鼓 动下，中国正谋求在亚洲替代美国而成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甚至爱德华·弗里德 曼(Edward Friedman)，这位老资格的中国 问题 专家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 新的、毛之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 台湾 的自治发出了挑战，并可能危及亚太地区 的和平”。

尽管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 个新的和负面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 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中国外 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 那时起，一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它既能够满足中国渴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又能增进世界的普遍福利。

一、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转折 对中国人而言，在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民族主 义是一个新式概念。20世纪之前，中国人看待对外关系的依据是文化主义 (culturalism)。随著“中国治下的和平”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闯入而衰败，民族 主义终于在20世纪破晓之时进入了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并且成为自那以后处理对 外关系的主要动力。

1、传统文化主义眼中的对外关系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一些中国学者和 政治 家如梁启超、孙中山和冯友兰都将传统文化主义描述为20世纪前2000多年里中国 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文化主义最重要的表现是，它在“我们”中国人和“他们”非中国人之间 作了清晰的区分。冯友兰观察到：“中国人始终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 和统一。”“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的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这种区 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 詹姆士·哈里森(James Harrison)也指出：“传统的中国人通常根据基于 历史 遗产与共同价值观所限定 的‘文化主义’，而不是根据基于 现代 民族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来自我定位。” 从 文化主义角度来看，中国人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对中国文化——即支配了中 国人思维将近2000年的儒家思想——的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这一文化成为区分中 国人(华夏)和非中国人或“夷狄”的标准。而且，文化主义并不认为中国人与“夷狄” 之间的地理边界是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一俟“夷狄”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就成 为了中国人，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区分中国人与“夷狄”关系时，文化主义采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普 世主义(天下主义)观，将中国视为等级化世界体系的中心。由于具有在这一体系 中最发达的文化，中国不认为其他实体具有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中国是这个体系 的中心，而中国的皇帝即天子有权受天命而统治天下。

这一等级体系的最好表 现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朝贡体系。

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优先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华夷秩序，而 非民族间或国家间关系。在“我们”中国人与“其他”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文化上的，文化间关系构成了华夷秩序的本质。在这个世界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 是所有国家之间简单的一员，而认为自己是和那些没有开化的蛮夷生活在一起的 唯一文明的和有教养的共同体。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之一是促使他们接受普适的中 国文化并使之发生转化，而促使他们发生转化的主要手段是道德示范，尽管有时 也使用武力。

这种视野反映了19世纪前东亚国际体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数千 年来，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可以有力地挑战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他文化可能在 军事上比中国强大，偶尔会征服中国的腹地，然而，当他们想统治庞大的中国人 口与幅员时，他们不得不采用中国文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从 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深深地扎下根。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 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 梁启超从一个相似的角度说 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相反，他 们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下。

2、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 约瑟夫·列文森在其经典著作《梁启超与其新民观》中提出了从文化 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论断，以此理解20世纪前后中国人对于自身认同以及中国与 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巨大的观念转变。这一论断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那一 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当中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并将那一 时代 看成是“民族主义 侵入中国历史舞台而文化主义让路”的时代。

文化主义的瓦解根源于它的中心观假设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至高 地位的失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多次遭异族入侵，然而，这些所谓“夷狄”的侵 犯和对中国的征服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威胁。但是，来自海外的新的“夷 狄”不仅在军事上更加强大，而且在文化和宗教上也令人畏惧。西方列强和日本 通过击败清朝军队，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动摇了数千年来“华 夷秩序”的根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突然发现它不再是宇 宙的中心，相反，它被抛到了世界的边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里沦为了一个 半殖民地。

“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拯救中国的替代观 念。民族主义受到重视，而文化主义遭到抛弃。正如列文森所言：“文化主义拒 绝外部观念，但事实上容纳而非积极反对外部的物质力量;民族主义颠倒了这种 关系，它承认外部观念，但对外部的物质侵入极力反对。”当中国文化和世界秩序都难以保全情况下，民族主义被看成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非中国式的补救办 法。

然而，最初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梁启超的国家民族主 义和早期孙中山的种族民族主义。作为20世纪前后中国领袖式的人物，梁启超和 孙中山都援引民族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的办法，但他们在界定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相 应的政治安排上有显著差异。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主义，是范围缩小了的文化主义与现代 民族主义的结合。他后半生对西方思想和 实践的了解使他确信：“故我中国人今 日所最缺乏而最需要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应“合汉、合满、合蒙、 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高掌远蹠於五大陆 之上。” 为了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中国应该象西方列强所做那 样，用民族主义团结人民。另一方面，梁启超早年接受过传统主义 教育 ，思想 受到过儒家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不得不批判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并以民族国家观 来代替它，但他的文化主义倾向使他将缩小了的文化主义与民族和国家杂糅在一 起。因此他主张一种“大民族主义”，主张团结所有在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族裔一致 对外，而不是用“狭隘民族主义”即汉民族主义。

在他看来，那些小民族主义者 欲驱逐出去的满族也其实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从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出 发，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激发民族主义来对付西方列强，防止国家 的灭亡，而不需要在国内实行革命，推翻满清政权。他主张实行宪政改革。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初拒绝了梁启超那具有文化主义嫌疑的 民族主义观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规划。他们提出了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号召汉族 推翻满清皇帝。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之为三民主义的观念，即民族、民 主、民生，并成为推动1911年革命的理想。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等于救国主义”， 其目的是寻求中国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并确保中国在世界永远生存下去。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项原则是民族主义。按照孙中山所言，“民族 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 艾莫斯特·盖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主要是一项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 该一致”。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他的民族主义是汉民族主义，号召 汉族人“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此，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项优先任务便是要发动民族革命以推翻满族统治，并建立汉 族自己的中国。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他的“民族主义六讲”中，孙中山发展了更为成熟 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的内涵上，孙中山开始向大民族主义靠拢，提出了 国族主义的主张。他继续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虽然独立，外国加 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令中国陷入了“次殖民地”的境地，其境遇比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还更为悲惨。

在此情况下，中国和过去一样同样迫切需要民族主义， 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蚕食。

3、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致胜之路 1931之前，国民党政府在争取中国的民族权益方面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缩减了，中国的外交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当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使该 政权威信扫地。在其声名狼藉的“攮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蒋介石政府对日 投降，对内大肆清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这种全面背弃三民主义的政策激 起了全民族的谴责。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后，便转到乡村继续战斗。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便已将其当前任务定位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毛泽东高举起反日民族主义的大旗。1932年4月，在江西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本宣战。1935年红军在陕西相对安全地扎下根以后，实 现民族革命被界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即要“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 完整的国家”。

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以寻求建立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最终促使 蒋介石政府勉强同意共同抗日。在以后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 四军在前线和敌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作为华北战场的主要抗日武装， 共产党通过人民战争成功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 使抗战之前的精英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新的农民民族主义。

正如哈里森 (Harrison)所观察到的：“日本入侵第一次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共 产党对于日本的挑战做出了最为有效的反应。” 在考察了1931-1945年间的历史 纪录之后，哈里森认为，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抗日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华 北的成功为其在1949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国际主义指导下的民族主义(1950年代) 当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必须重新界定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原 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映并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 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和基本利益的一致，为此，它要求所有 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

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它 早期一直面临这个问题。然而，在抗日及以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简便的办法，来解决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 的关系问题：即将1949之前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民族 独立和民主革命这两大目标。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 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 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在 毛泽东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几乎是同一 回事。在中国从事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贡献，是国际 主义的实际体现。民族主义即国际主义的诠释其时也符合苏联的正统 理论 。当 时的苏联认为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具有反抗压迫的民主内涵，苏 联对此无条件地支持。

不过，尽管苏联领导对中国共产党寻求国家独立的民族革命斗争给予 了支持，但他们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奉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当中国共 产党获得政权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期待是，新中国应实行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为指导的外交政策，为了共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支持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并采取联合行动。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以一国之力承担这一新的国际义 务是一个新的挑战。然而，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搭乘的航船。

于是，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抛弃了;爱国主义一词受到青睐。民族主义 等于国际主义的简单公式被放弃，而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成为新时期的指 针。周恩来写道：“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国际主义指 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然而，尽管说法发生了变化，但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仍然存在。

我们可以从下列事件中看出民族主义成分：毛 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1950年初努 力争取和苏联签订一个较为平等的条约;毛泽东清除所有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 济上的影响;毛泽东尝试用军事方式收复台湾;以及毛泽东后来寻求摆脱苏联的控制。总而言之，毛泽东和新中国其他领导人依然十分注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 和自主。他们想清除所有外国的特权，包括苏联的特权。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 提到，当斯大林在1950年要求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维持他们的特权，以及苏联领导 人轻视和不信任中国人时，他感到很不高兴。他对苏联后来想在中国建立联合舰 队的企图也怒不可遏。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再也不可能把民族 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必须将民族主义的政策议程和国际主义义务协调 一致。由于苏联认为国际主义意味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政策， 两者的协调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和国际义务是 可以相辅相成的。比如，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新同盟条约，一方面表明这 两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中关系牢固;另一方面，通过获 得苏联的安全保证，中国的安全系数得到提升。然而，当两者相互冲突时，中国 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在50年代早期，在中国面对此种困境时，国际主 义显然占了上风。中国在1950年加入了朝鲜战争。志愿军的参战维护了朝鲜人民 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使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首遭败绩，提高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威 望。同时，参战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延缓了国内经济复兴的步伐，无限期 推迟了统一台湾的计划。

通过武力迫使美国接受朝鲜半岛停战协定，通过在国内各项事业上取 得骄人的成绩，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信心满怀。在中国社会主义事 业稳步前进之际，苏联也进入了后斯大林时代。时势的变迁，使毛泽东越来越不 能容忍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

民族主义冲动促 使他对他所称之为“父子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挑战。同时，在如何建立一个 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问题上，中国和 苏联的分歧日益加深。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随后经济困难的出现，毛泽东 的外交政策变得日益激进起来。

2、国际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1960年代) 当毛泽东的中国民族主义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益龃龉时，国 际主义下的民族主义遭遇了危机。在1950年代，中国领导人同意承认苏联在社会 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这一承认源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界定 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而当苏联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妥协并寻求和平共处时，中国共产党却仍然在台湾和印度支那与美国尖锐对峙。

这种一致性日渐消蚀。继续追随苏联的政策已不符合中国的核心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另一方面，当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其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国 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时，苏联越来越不愿听到社会主义集团中的不同声音。为了迫 使中国接受苏联的领导，苏联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强制措施。1960年，苏联突然撤 离它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并终止了绝大部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在极度珍视民族 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中国领导人眼中，苏联的强权做法是不可容忍的。

毛泽东拒绝苏联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导致毛泽东拒绝本质 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中国式的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构想。它比苏联式的更为激进，更具有革命性，并且同毛泽东眼中的中国 民族利益相吻合。1963年6月，中国提出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它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 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 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 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新的中国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支持全球的所有革命力量以创 建一个新世界。这不仅与苏联的路线发生决裂，而且比以前较为狭窄的只反对美 帝国主义的目标更为激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的中国进入了外交政 策最激进的阶段。

中国积极支持世界革命斗争，这一支持在越南采取直接提供物质和人 力的形式，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采取口头支持的形式。在有限的能力下，中国发 动了反对美国及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追随者的进攻;发动了反对苏联及其修正 主义同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追随者的进攻。结果，在60年代末，在军事上与两 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中苏围绕争议边界的武装冲突和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峙。

正如学者谢益显所感叹的，由于中国的四面出击，中国“确实是树立和面对了太 多的敌人了”! 毫无疑问，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不过， 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具有革命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国 际表达。这种民族主义允许中国拒绝任何外来的领导者而保持中国的绝对独立， 又通过扮演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思想中心”的角色而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只有从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理解1970年代初中国政策发生突然转变的逻辑。

3、超越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1972-1977)1969年，中苏紧张关系演变成边界战争。苏联在长达4000公里的中苏 边境陈兵百万，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摧毁中国尚未成熟的 核能力。在来自北方的威胁日增之际，中国大陆还在东部的台湾面对一个时刻要 反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在南部与一个不友善的印度为邻，并因支持越南而与美 国为敌。“中国这时在国际战略态势方面实际处在建国以来最为不利的状况。” 可 以说，世界革命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满足了中国的独立要求，但对中国的外交 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损害。

当国家安全日益危急时，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思考它的外交政策。毛 泽东要求四位老帅评估一下国际形势，并委托他们提出政策建议。最后他们建议 中国模仿1700年前诸葛亮的同盟战略，联合东方的美国对抗北方的苏联。

显然， 这一新政策要求中国将国家安全放在支援世界革命的使命之上。毛泽东接受了这 个建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著名的“乒乓外交”，使中美在1972 年签署了历史性的《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中美和解。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改善， 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得以改善或正常化。1971年，中国 还加入了联合国。

这些变化预示着早先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它的国际表达需要被重新定 义。在新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中，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分。然而， 为捍卫独立，中国需要一个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抗衡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如 此，重新定义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视国家安全为优先任务，世界革命的使命退居其 次。

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 了新的理论指导。苏联和美国被归类为“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 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中 国愿意加入“第三世界”，努力赢得“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并反抗“第一世 界”——尤其是苏联——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三个世界”理论缩小了中国敌 人的范围，并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以集中对付苏联。“世界革命”的口号没有完 全消失，但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配作用不复存在。

三、积极民族主义和相互依赖(1978-) 1、积极民族主义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党在新时期的国内工作任务，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和提高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配合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国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 努力寻求国际环境的稳定，并通过日益扩展的国际合作支持现代化计划。先前的 自力更生的主张与世界革命的冲动都被搁置一旁。在邓小平领导之下，中国共产 党开始了各种国内改革，并鼓励对外贸易和投资。

和新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一致的是，1982年，共产党胡耀邦提出了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这一政策，一位中国学者把其核心概括为两个词，即 “和平”与“独立”。在他看来，“‘和平’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该 政策是否有益于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获取军事优势。‘独立’意味着 中国将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制定外交政策。” 此外， 新政策也打算放弃中国外交政策行为中存在的大部份意识形态因素。换言之，中 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时，将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管其他国家持有什 么样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好，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它们不对中国安 全造成威胁，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将一视同仁与其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认为，这一政策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衰退，而是民 族主义的变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民族主义表达形式相比，新形式的中国 民族主义呈现出温和积极的特征。

首先，和以前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相比，新的积极民族主义注重 实际，能将它自身从世界革命的激情中解放出来，从而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 题：落后的经济。正如赵穗生所言：“虽然外国的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是中国落 后的根源之一，但现代化的缺乏则是中国容易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目标的原 因。由于政治腐败、 科技 和经济落后排除了任何自保的可能性，使中国沦为了 外部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对注重实效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复兴就必须首 先解决中国经济的落后问题。通过坚决地将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 通过实行所有可能的国内经济改革，注重实效的民族主义能够充分调动中国人的 聪明才智，为他们自己的经济福利和国家复兴而奋斗。

其次，和以前的闭关自守型民族主义相比，新的积极民族主义具有良 性的 经济 民族主义特征。本杰明·库恩(Benjamin Cohen)作了这样的区分，“恶 性的民族主义无情地追求国家目标，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相反地，良 性的民族主义力图使国家的优先政策与其他国家相妥协，以适应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两类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将它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整个 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结合起来。良性的民族主义承认自我利益与体系利益之间的联系，而恶性的民族主义忽视或否认这一联系。” 积极民族主义把改革前的经济 闭关自守视为落后的根源，因而愿意参与到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和正和博弈中去。

通过有控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自由化， 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这不仅 促进了中国的经济 发展 ，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0;1989年间， 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从2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1117亿美元。结果，对外贸易依赖程 度率从1980年的12.6%上升到1990年的29.7%。

第三，和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是温和和保守的， 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全方位的 合作关系;建立与日本和西欧国家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并逐渐改善与苏联的敌对关 系。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期间，中苏关系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些努力 显示，中国不仅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的有力维护者，而且也已成为和平国际 环境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第四，和以前进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是反应型的和防 御型的。大卫·香博(David Shambaugh)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概括为“防御性民族主 义”，它“形式上是主动的，实质上是反应性的”。

多少年来，人民解放军一直寻 求军事解放 台湾 。“解放台湾”这一口号在西方成为中国“好战”民族主义的一个 表征。70年代末，中国的新领导决定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并制定了经过谈判 实现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此后，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一减再减，人 民解放军数度裁军，国防 工业 大规模军转民。

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 军事冲突发生的几率也急剧下降。当然，这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软弱可欺 的。在捍卫中国利益时，按照奥克森伯格(Oksenberg)的话说，这种民族主义也是 “果敢而坚决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灵活，战略上精妙，在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 国家富强上坚定执着”。

第五，和以前缺乏自信的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对中国在国际 战略环境中的地位和最终实现伟大复兴充满信心。3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自 身的安全。50年代，安全威胁来自美国;60年代，来自两个超级大国;70年代，来 自苏联。到了80年代，由于和苏联关系的改善，来自苏联的威胁也降低了。结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 上，中国第一次享受一个没有主要敌人的和平的国际环 境，并通过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2、对积极民族主义的质疑 但1989至1991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积极民族主义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在国内，1989年6月发生的事件使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建 政治 稳定和经 济繁荣的重任;在国外，西方国家立即采取的各项制裁，使中国担心“和平演变” 的现实可能。面对国内种种 问题 和国外重重压力，对积极民族主义的辩论再度 出现：改革政策是否会使共产党执政能力变弱开放政策是否会造成西化西方国家 是否正采用一种敌对政策打算颠覆中国的 社会 和政治制度 从国际上来看，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瓦解成为新的国 际体系诞生的标志，这些加剧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 家的剧变，使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向前苏东国家长驱直入。虽然中国在60 年代就已经脱离了苏联集团，作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并正在面对最 严峻的国内问题和国际制裁，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终结，战略三角关系也似乎走到了尽头。这一 关系由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在70年代初建立，意图使中美两国在冷 战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时获取优势地位。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在三角关系中享受有利的战略地位和战略空间。然而，这一三角关系以苏联 霸权主义的存在为前提。随着苏联的瓦解，这一战略关系也相应解体。美国不再 那么需要中国的合作以遏制苏联。在此种情势下，中国的战略价值即使没有完全 消失，也大大地减少了。

因此，中国在冷战结束后面临一种矛盾的局面：苏联威胁的消失提升 了中国的安全水平，然而它又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 通过参与冷战 时代 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与 影响 。当这一博弈结束后， 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进行回应。一方面，它开始加强对青年一代的 爱国主义 教育 。中国共产党认为80年代缺乏这种努力，从而为在知识分子和学 生中形成浪漫的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机会，而这在某种程度的上引发了80年代末 的政治动荡。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3年9月，又发布了《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 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1994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 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做有理想、 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 团结奋斗。”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有助于培养对国旗、 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

在这一自上而下全国性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之外，特别是在邓小平于 1991年末至1992年初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也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显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独立的坚定捍卫者一直是其执政 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除此之外，为了提升其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实 现中国人民的其他重要诉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正如郑永年所考 察到的那样，这三个因素成为1989年之后，官方民族主义新的核心。南巡 讲话 后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和政治上高度稳定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并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重新恢复了自信。

3、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主要是以爱国主义名义自上而下 建构的。一直到1990年中期，党和国家垄断了中国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语， 并能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 内容 和程度。民族主义的情绪时而被强烈调动， 时而被淡化处理。即使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党和国家对民族主 义或爱国主义的话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垄断，以防止非官方话语的入侵和干扰。

1990年代初，情况有了一些新的发展。由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 开始出现，并与官方的爱国主义话语展开竞争。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具有三个不同 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层面：传统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说不主义”。传统主义(有人 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被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认同和宣扬。他们认为中 华民族的根基在于儒家传统和 哲学 ，“强调中国文化在维护政治秩序中的意识 形态功能”，要求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则急切要 求建立强大的威权国家以实施 现代 化 计划。他们认为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 的产生是由于他们都秉持儒教传统和家长制的权力结构。1990年代初，新权威主 义被重新包装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它强调中央集权和本土的传统价值。对新保 守主义而言，80年代的地方分权发展战略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现在必须重新进 行权力集中。尽管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结论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着明显的吻合，但 其推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由于它们的内向性特征，这两类民族主义通常反对西方化，试图使传 统的儒家思想得以复苏。另一方面，它们对西化的拒绝未必等于对西方的敌视。

事实上，它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内政策，而不是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们“最好被看作是为解救国内诸如中央权力和民族认 同衰颓等问题所作出的反应，而不要被看作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而要求显示力量 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说不主义”与以上两种大众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说不 主义”者关注外交政策，并以大胆直言、对西方强硬而广受关注。他们的言论反 映了90年代部分中国青年中存在的比较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因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受到鼓舞，又因西方加诸中国的种植还    龆  炕  90 年代前半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存 有不轨之心，这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和法国向台湾销售先进战斗机，西方阻挠中 国获得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美国强行搜查中国银河号货轮，日本激化 钓鱼岛的主权争议，西方发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美国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台 湾海峡，等等。1995年5月，《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公众调查，结果 表明，96.8%受调查者仍然对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怒， 98.6%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有87.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 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2%的被调查者把美国列为最不喜欢的国家。

不仅公众态度得到了调查并 发表了调查结果，而且，大众民族主义 也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发。1996年5月末6月初，也就是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 对峙之际，五位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后冷战时代 政治与情感选择》一书。此书作者以直言不讳的文字对美国和日本说“不”，并要 求政府对西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该书在学术界被批评为情绪化成分过多和 理性 分析 不足，但这一点不妨碍其成为当时国内的一本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说不主义”者又推出了《全 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再一次表达了“说不主义”者对西方政策的愤怒。

4、重申积极民族主义 尽管积极民族主义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后仍 然使积极民族主义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推动着中国 在实现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争取更高国际地位等民族抱负方面不断 前进。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角色不仅为日常的政策 实践所印证，也日益体现在官 方讲话和文件中。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上的讲话》一文中， “民族”一词出现了33次，“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10次。

在此文中得到全面阐述 的“三个代表”思想中，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此，中国共产党以清晰的 语言表明，民族使命构成了党的使命的核心内容。

同时，重视追求民族使命的积极民族主义并不是偏狭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领导人懂得，要在国内提升其领导能力，在国外获得令人尊敬的国际地 位，最好的办法是不去鼓励敌视外国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或爱国 主义情感对党和国家维护统一和保持政治稳定都颇有助益，但这种民族主义或爱 国主义应该是自我确认型的或增强国民自豪感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或好斗的;
是支持党和国家政策的，而非不可控制的和破坏性的;是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的， 而非仇外和对抗的。因此，即便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今时代已不再能够垄 断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它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以防止非官方大众民族主义话 语对中国外交政策过程的干扰。

和80年代一样，积极民族主义继续强调经济发展在实现所有民族使命 中的关键地位。通过90年代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成功地兑现了在20世纪 末进入“小康社会”的承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通过采纳国际化的 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日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程 度大幅提升。这样一种经济战略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的平稳过渡，也提高了台湾试 图实现独立的经济代价，因而大大有益于国家的统一事业。此外，不断强化的国 际经济联系也有益于稳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它们在人权、 台湾、西藏和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压力。最后，经济发展增强了 中国的综合实力，并进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强国 关系的自信心。中国成功收复香港和澳门主权，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和 北京赢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例皆表明，积极民族主义是行 之有效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1980年代的积极民族主义的本质被完整保 持下来，积极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一是它更加重视军事现 代化;二是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其在塑造中国民族主义话语过程中的影响有所 抬头。虽然它的影响力仍旧有限并受到控制，非官方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发展，仍 然需要引起中国和外国决策者的重视和正确对待。三是强调外交以人为本，要求 中国外交不仅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要保障和增进民族的每个个体成员 的权益。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3月在会见记者时就表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贯 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 按照庞中英的界定，这种“民本外交”就是：
“国家的外交组织、外交活动和外交内容都要以这个本来衡量，即是否满足了人 民的需要、是否为人民尽到责任、是否受到了人民的有效监督、是否维护了每个 公民在世界上的权利。” 四、结 论随着中华帝国及其意识形态——延续千年的文化主义——在20世纪 初的崩溃，民族主义走到了中国政策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层面。整个 20世纪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形态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解中国国内政策与它与外国 关系时十分重要。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政治精英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即使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下，民族主义也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舞台。而“文 化大革命”的经验表明，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甚至可能以国际主义的形式出现。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民族主义以积极民族主义形态表现出来。它 的主旨是实现尚未完成的民族使命：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建设、政治统一与独 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说它是积极的，在于它采用国际化的战略，重 视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于它不再宣扬革命以推翻现状;在于它在设计和 实现中华民族的自身抱负时强调对世界和地区普遍福利的贡献。

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对外开放与中国外交》 摘要：近30年前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帮助中国走上崛起之路，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摈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模式，转而从现代化建设的 现实需要出发，寻求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对外开放相适应，中 国大力改善、巩固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力争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 分歧，避免对抗。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担忧，中国 提出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关键词：对外开放 中国外交 和平发展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受冷战的影响，中国同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状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带动了一大 批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但此时，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动机是维护自 身安全;联合西方，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只不过是与苏联相比威胁小一点而已。他们 的战略思维是拉住次要的敌人，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在国 际舞台上的运用。

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在结束了“文革” 十年动乱和之后的两年徘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她要带领中国 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搞现代化，为此要对外开放。这个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 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或者早已解决了，或 者并不突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主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 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 起来的。”[1] 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 先进国家是苏联，那么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的看法已经变了，他心目中的先进 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不是苏联，而是西方国家。“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 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他还坦言：“过 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2] 1978年底，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 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是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亲自 抓的。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邓小平访美。他在访美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 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 利的条件。”[3] 在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 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 那些国家都富强了。[4] 如果联系不久前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访日， 更能体会出邓小平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在70年代末，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维 护自身安全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仍然 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 这时的苏联威胁与60年代末相比，已经大大减弱，中苏边境的局势相对稳定。这 说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动力只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且 还不是最主要的动力。最主要动力是对外开放，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向它们 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为了顺利展开对外开 放，中国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1978年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只是实现了“转向”，并未“转型”。转 向是指改变了外交重点。如果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边倒”时期是苏联等社会主 义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 西方发达国家。这与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直接相关。然而，这时中国外 交的套路或模式并未改变，仍然是“敌”、“友”分明，当时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 立意还是要联合朋友，对付敌人。

所谓“转型”，就是摈弃传统的敌友分明，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外 交套路和模式，实行全方位的外交，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极而言之， 就是“无敌外交”。中国外交实现“转型”是80年代初，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大。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立了新的外交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做任何大国的 附庸，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做出这种调整，固然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 有关，中国认定苏联威胁进一步降低，同时国际总体局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 这两个时代主题突显。这样的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 独立自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过去的那种带有结盟色彩的外交战略，容 易使自己受制于别国，甚至损害自己的利益。

然而，同70年代末“转向”一样，安全因素只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 之一。促使“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对外开放。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 国领导人认识到，对外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尽管西方是重点。邓小平指出：关 于“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其实我 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 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 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5] 这是辩证法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运用，既要抓主要矛盾，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

这里面也蕴含着战略思维。如果仅面向西方这一个方面，很容易形成对西方的过 度依赖，最终会受制于西方。如果面向多个方面，则会增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 主动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展开，同时也不会损害同西方的关系。中国实现外交转型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出 现了一个“蜜月期”。当然，对西方开放，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是转型后中 国外交的重点。这一点从同中苏关系的对比中可以洞见。如果从1979年10月中苏 副外长级谈判算起，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用了10年时间。

期间，中国一直坚持要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决不让步。而在当年中美建交谈判 中，中国则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再考虑到台湾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在80年代 的外交偏向。尽管苏联一再明确表态，它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但是中苏 关系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远没有中美关系顺利，而美国一直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二、对外开放是维系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纽带 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强大动力。与此同 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强有力的纽带。

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持敌视态度。从 十月革命后对苏俄武装干涉，到二战前搞“祸水东引”;从对苏冷战，到对新中国 的封锁、遏制，都体现出西方从内心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试图扼杀、 消灭之。但是，西方国家又是现实的，它们的利益是多元的。在扼杀不了之时， 西方会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结成暂时联盟共同 对付更主要的敌人。西方还寄希望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接触、合作的过 程中，影响、塑造、“和平演变”它们。基于多重动机，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和以开 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它们认为，经过开放和改革，中国正在向它们 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是正在变成“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而 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苏联，不再是西方的敌人。

苏东剧变后，不仅西方“联华制苏”的战略动机不复存在，而且由于中 国陡然成了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实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矛头 也由苏联转向了中国。受其影响，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锐减，对华政策中遏 制的成份锐增。然而，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没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种状况，新的 冷战并未爆发。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不仅保持着正常状态，而且还建立起了各 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从中国方面讲，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 的动力依旧;从西方国家方面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依然是它们发展对华关系的 动力。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中 国。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西方在同中国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更有利于 它们有机会影响、塑造中国。笔者2000年访美时的一个情景仍深印脑海。当时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中国入世问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反复播放一个公 益广告：图片是半开着的紫禁城大门;画外音是，“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决不能 让它再关上”。美国媒体正教育国会议员们：让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促进中国的 开放，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当美国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中国 加入WTO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与CNN公益广告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而经济利 益只是其次。

不管西方各国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时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中国的 对外开放构成了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强大动力。也许是出乎西方的预料，对外开 放使得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就拿中美 贸易来说，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1亿美元，到了2007年，跃升到3020.83 亿美元。2006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 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美国一直抱怨中国顺差过大，甚至 有些对华强硬派还炒做“中国廉价商品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等议题，鼓吹 “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还是清醒的。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 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地经济 互动中每年实质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6] 可以说，中美在经济 关系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冷战后中美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爆 发像美苏之间那样的“新冷战”。密切的经济关系起着维系纽带作用，不能不说是 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尼古拉斯普励德(Nicholas Platt)所说， “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乔治W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 曾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他仍然称中美是“经济上的伙伴”，表 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战略界热议“中国崛起”， 探寻应对“中国崛起”之道。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说， 代表了美国战略界主流的共识。“利益攸关方”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美两国在 很多利益上已经深度捆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 启动和推进就表明两国都认可：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同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 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压载舱和强有力的维系纽带。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趋于 冷淡，到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几乎冷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最高层中断互访 达5年之久。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仍然很热，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之一。如果没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很难想象中日政治关系会如此迅速地“破冰”、 “融冰”、“迎春”、“暖春”。欧盟许多国家在1989年中国“六四”风波后曾同美国一 道制裁中国，但是不久，它们就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它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