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近代史人物孙中山的论文_孙中山近代史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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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近代史人物孙中山的论文

关键词：孙中山;历史观;道德价值取向 中文分类号：B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2)02-0097-008 赋予历史观以一种道德取向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较普遍的现象。形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儒家心性道德论和大同学说 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近代出现的将进化论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进化 论、特别是互助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思想家，孙中 山便建构起一个具有鲜明道德取向的历史观，作为自己革命主张的理论依据。孙 中山的历史观本质上说并非是一般所说的“民生史观”，而是“民本史观”。(1)其民 本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浓厚和鲜明的道德性。从伦理道德的视域来考察和评价 历史，构成其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他看来，人类进化史本质上应当是互助 的道德文明进化史;道德理性的不断提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社会历 史发展就是道德文明不断提升的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道德完 善的大同世界;中西文化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和王道文化，西方文 化是物质文明和霸道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方向。质言之， 孙中山历史观可称为“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观”。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精神既继承 了儒家仁爱思想和大同学说等，又充分吸取了西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互助进 化等思想，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中国现代历史思 想的多途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大陆学术界以往主要是从孙中山历史观的唯心或 唯物的一元论，或唯心与唯物混杂的二元论来讨论其基本属性与特征。(2)海外 学术界系统和深入探讨其历史观的道德伦理取向的论述也少见。故此，拙文拟对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价值取向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拓展孙中山历史观研究的新 视野，发掘其历史观的新内涵。

一、人类进化史是互助的和道德文明的进化史 孙中山是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的。他说：“天下事非以竞争为不将。

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为[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 非竞争何以有进步。”[1]45但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与自然的进化不同，道德与互 助起着决定性作用。

1912年，孙中山提出自然的进化是天演淘汰，人类的进化则为道德的 进化，两者有本质的不同，那种将人类历史上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 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认为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以强权为世界唯一真理是 错误的，“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 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 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 乎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2]507-508。因此，在他看来， “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2]360 。又 说：“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 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今世 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 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1]25 他晚年对人类互助进化原则做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宇宙进化分物质进化、物种进 化和人类进化，“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 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3]47。

孙中山也指出了人类道德进化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首先，人类的互助 进化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他说，互助进化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 “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人于第三期之 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 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 目的矣”[3]47-48。其次，文明进步既会带来善果，也可带来恶果，“因为社会问 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况且文明进步是 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4]327。

那么，为何历史进化与自然进化不同呢孙中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然与人事，固绝对之不同也”。当人初生穴居野处和靠自然生存时是自然人，“此 自然人之时代，固无所谓理乱兴衰之时势也。及其进化也，由猎而牧而耕而织， 于是有夏葛而冬裘，暑扇而寒火，则人事进化矣。其进化之程度愈高，则离天然 愈远;及至历史之时代，则人事渐繁，而理乱兴衰之事毕现，然后乃有‘时势’之名 称”[4]384。又说：“夫时势者，人事之变迁也;自然者，天理之一定也。”[4]386 也 就是说，孙中山认为自然变化是由客观规律(即天理)绝对规定了的，而人事之变 迁即时势(即人类历史)却离不开人主观上的积极活动，即人为力的作用，人为力 是历史进化的主要力量。他在论及人类各民族进化时便说，民族进化“是天然力 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 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 天然力还要大”[5]197。而人为力的作用便是要使历史发展趋向道德文明，此即他 所说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不过，孙中山对历史进化中自然力和人为力的论述并不严密，甚至存 在矛盾。他在谈到区分民族和国家形成最适当的方法是用什么力造成时说：“用 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 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 家。……自古及今，造成国家没有不是用霸道的。至于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 是由于自然，丝毫不能加以勉强。”[5]186其次，不同种族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 民族，“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 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5]188。这里，孙中山是将王 道这种道德政治视为自然力，霸道反而是人为力。

浅论近代史人物孙中山的论文篇二 《试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摘要：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孙中山，教育思想，中国近代教育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在几十年的革命 生涯里，一直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

一、孙中山对封建教育的批判 封建教育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封建的政治、经济 制度服务的。孙中山主要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举制度具有祸 国害民的两大流弊：第一，是“所试科目不合时用”。[1](P445)在唐朝科举取士的 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上、明法、明算、一史、三史、五经、三经等五十 余种，绝大部分是围绕“经史”而设。至明清，则只设进士一科。孙中山认为，近 代的中国面临强邻环列、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而近代的世界更早已进入实力较 量和科技竞争的时代，中国必须使“农、工、商皆有学问”，“非此不足与世界相 角胜”。[3](P345)。但是封建科举制取士科目的设置，却丝毫无益于“农、工、商 皆有学问”，无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振兴。

第二，是“惟文是务”的士林风气造成了“废弃百艺”的恶果，阻碍了科 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很早就形成一种“士为四民之首”，士比农、工、 商贾要高出一等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以文为尚”的社会风气。隋朝废九品中 正制，改行科举制度，至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 题，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所论内容则必须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只 有熟读经书，精通八股者，才可能金榜题名，获取功名利禄。这样，科举制度使 “以文为尚”的风气更为盛行，以至于有才之士，“惟文是务”。孙中山指出：“中 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

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3](P332)则必然导致 科学技术的落后，进而造成国势的衰弱和民族经济事业的不能发展。因此，他十 分明确地指出，昔日科举制度的“考试材料不良”。如果审视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科 学技术发展变化的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的上述批判，确实切中时弊。

孙中山认为，“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4](P439)，“是我中国 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之一[1](P320)。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会埋没人才;没有考试 的制度，就不能使“有才”、“有德的人”成为人民的“公仆”;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不 能“敛抑”“群趋于官”的“幸进心”，也不能正确任用有“所学”的人。他说：“没有考 试，虽有奇才之士，具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 少的人才呢!”[4](P495)相反，如果有了考试的制度，有才之士就可以通过考试把 自己的才能展现出来。他又说，当“求差事的人很多”，而“政府正要用人，又没有人用”时，却“不知哪个有才干，哪个没有才干”，“这个缘因，就是没有考试的 弊病”。相反，如果“有了考试，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终能当我们的公 仆。”[2](P347) 孙中山指出，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对国家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他认为，国家能不能振兴，关键在政治能不能改良，“政治良则国可得而 治也”。如果实现了政治改良，那么“凡政治范围内诸大端，如教育、实业、交通 等，亦从而振起之”。怎样才能实现政治改良呢他说：“真才出则政治良”。[8](P151) 也就是说，政治改良的关键，在于能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孙中山认为，要选 择真人才，必须实行考试制度。

此外，孙中山对封建制度下陈旧的教学内容也给予了批判，认为那些 教学内容与科学相差甚远。他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 经》为代表，由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在专制时代，“士 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1](P51)今日“科 学的知识”远远胜过昔日“古人的经传”。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应该把“科学的知识” 作为教育的内容。他说：“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步的。今日人类的知识，和古 时大不相同。今日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 感觉”，“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就这两者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 优”。他还指出，当今是“科学昌明之世”，而孔孟只是“古人圣人也，非今之科学 家也”。因此，决不应再以历代圣贤“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来作为教育的主 要内容。孙中山提出：“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都应该列于教学的内 容，尤其要注重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都是由于科学 昌明而来的”，要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就要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我们 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10](P107) 二、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减 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的主要 因素，已经由劳动力转向科技实力。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 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孙中山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发展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孙中山看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取决于人类科学知识水平 的不断提高和学问的不断增长。而前人和今人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学问的 传播，主要是靠教育来实现的。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 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2](P423)1922年，他 又《在桂林学界欢迎的演说》中指出：“诸君是学界中人，要知道人类为什么缘 故要求学呢求学的意思便是求知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 是我们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有了知识，那个进步 才来得快。我们人类是求文明进步的，所以人类便要求知识”，“诸君都知道，世 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网。以后人类知 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越发快。”[10](P770)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在性》中还 指出：“学校之目的”，主要在于“读书、识字”，在于求“学问、智识”。所以说， “学校者，文明进步之泉源也。”[4] (P224)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 中也包括科学”。[12](P21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要使中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成为繁荣昌盛的富强国家，就必须振 兴教育，并且必须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首位。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 李鸿章书》中就提出把教育放在首位的思想。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大端”乃是“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而“首在 陶冶人才”。[10](P559)1895年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兴中会的宗旨就 是要“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而在兴中会“拟办之事” 中就有“立学校以有人才”。[10](P928)1912年他又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 对于“教育机关”“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有人才而培国脉”。

因此，“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10](P928)同年，他《在 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又说：“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以后建设，万 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10](P692)《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 演说》中，他还强调：“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

[2](P423)总之，孙中山在他的有关著作中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 道，不可稍缓。”[13](P429)各国的历史实践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 孙中山关于教育和“学问”是立国之根本，振兴中华之道在于振兴教育的思想是完 全正确的。许多发达国家一直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优先地位。“日本人从 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14](P37)即使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国民经济凋敝，仍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发展教育事 业，培育科技人才，终于换得了新的经济起飞，成为经济超级强国。当今世界， 大凡搞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说明孙中山当 年所说的教育是“振兴之道”，“富强之国”等等，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三、大学教育应传授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 孙中山认为，教育必须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有如此，教育才能 承担起发展中国实业的大任。

1824年8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命令公布了《大 学条例》。该条例的第一条就规定：大学的旨趣之一，是“灌输、讨究”“世界日 新之学理、技术”。[9](P10)也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中，教育所传授的应该是最新 的科学文化知识。

孙中山历来就强调在学习中要“取法乎上”，要注重学习最新的东西。

例如他在论及向外国学习时，就指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 后跟着他”。所谓“迎头赶上去”，就是指不要去学外国的“旧东西”，而“要学他们 的最新发明”。[8](P252)像外国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 有大变动”，就不是“最新发明”，而是“旧东西”。因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决不能 像学习外国的物质科学那样去学习外国的政治思想。他坚持反对在改革政治上一 味地盲从附和，完全仿效欧美，认为那样“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相反， 他指出，如果我们专学外国的最新发明，就能“后来者居上”，就能大大加快中国 的发展速度。他说：“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 阴。”[8](P252)例如，中国和日本都在交通上学习欧美，修筑铁路。网。虽然日 本走在中国的前面，铁轨都很宽，车也很大。“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 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孙中山回答说：“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 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正因为中国建筑铁路不是学日本那样 不便利的旧东西，而是“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 本”。这就是“后来者居上”。[9](P342) 显而易见，孙中山认为学校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向受教育者传 授世界最新的知识，而且只有学习和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使中国 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这是正确的。他确定大学的宗旨之一是灌输世界日新之学 理和技术，正是他的这一认识在其教育思想中的反映。同时，他把灌输世界日新 之学理和技术确定为“大学”教育的旨趣，也是合理的。众所周知，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作为受教育者来讲，也只有很好 地掌握了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才可能进一步去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最 新发明”。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那就是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 步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教育工作中要很好地实验“灌输、讲究”“世界日新 之学理、技术”这一宗旨，还必须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的新潮流，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仍然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四、建立中国的能够推动科技进步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的教育科学思想最终体现在他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设想和实 施的措施上。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能够体现国民受教育权力的公平性， 无论那个阶层的人民及其子女都有权力接受现代教育，而且中国政府应该对教育 经费全额负担，实施普遍地义务教育制，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起学。孙中 山非常重视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他认为，高等学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摇 篮，职业学校是培养专业技能的基地。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必须在教育制度中大 力发展观点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1、中国应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建立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仿英美之 法”[2](P376)。他相当赞赏英、美、法、日等国的教育，认为这些国家实施强迫 教育，由“国家设校以教之”，是一种进步的表现。[7](P649)1917年，俄国十月革 命的成功使孙中山对俄国的教育制度颇为关注。在孙中山看来，十月革命后迅速 发展的俄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将比欧美各国进步，而且在教育上也比欧美 发达的国家“更进步”。[7](P349)他说：“俄国人民所享国家的利益，……从小孩 子初生的时候讲起，……譬如一个穷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养活，报告到政 府，国家便有抚育费，发给到父母去养活他。到了年纪稍大，可以入学校的时候， 国家便办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照他的年龄的长进，可以 依次进学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国家不收费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进学校的， 政府便要惩罚父母，强迫子女读书。此所谓强迫教育，要全国的青年，人人都可 以读书，人人都受国家栽培，不要父母担忧”，“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 的新世界。”[8](P505)这些论述，表明了他要在教育等各个方面“追踪俄国”、学 习俄国的强烈愿望。除开主张向英美和俄国学习外，孙中山还结合当时中国实际 的国情以及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结合其社会政治理想，在国民教育制度 方面提出了不少其他颇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学校教育制度。孙中山认为，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幼稚园、小学、 中学和大学这四级教育机构来完成的。他说：“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 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4](P223)他认为，这四级教育机构 是学校教育系统的主干，还应该发展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农、工、商等各种专门学校，在他看来，这些专门学校都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孙中山对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论述非常多。

2、多种形式办学，中国要有几百所大学，造就几百万好学生 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 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一定数量的好大 学。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指出：要使中国变得富强，“必须要 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 好学校，不可只是一个岭南大学。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 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10](P899)正由 于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所以孙中山认为，办好大学要有两个条件：
其一是要“有很多的好先生”，其二是要有“合格的学生”。[5](P74)没有很好的师 资，大学就不能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有好的师资，但没有合格的学生，大 学也难以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此外，孙中山认为大学除由国家直接兴办， 即发展国立大学之外，也可以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1924年8月， 由孙中山命令公布的《大学条例》规定：“大学除国立外，并许公立及私 立。”[9](P530) 《大学条例》对大学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 讲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 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到之。”[9](P530)就是说，大学有三个任务。网。一是向受 教育者灌输即传授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所谓“为主”，其涵 义是指大学教育虽然必须向受教育者传授某专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但更主要的任 务则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与专业有关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二是“讨究” 即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与此相适应，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 究院”。[9](P530)显而易见，高等专门学校及其研究院“讨究”新学理、新技术， 是服务于“灌输”新学理、新技术的。此外，从该条例也可看出，孙中山认为大学 对新学理、新技术的“讨究”，还应该直接服务于社会。孙中山的这种观点在其他 地方也有所表现。例如，他对当时广东岭南大学用科学方法来改良蚕种就颇为赞 赏，称赞该大学用科学方法把蚕种改良后，“所得丝的收成是很多，所出丝的品 质也是很好”。[8](P417)该条例将科学研究视为大学“为主”的“旨趣”，并把科研与 教学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注意的。三是大学还应该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积极推 广和应用各种新学理、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是孙中山一贯的观点，在 他看来，大学“讨究”和“灌输”新学理、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要推广和应用新学理、新技术，以促进社会“心性文明”的长进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早在1920年，孙 中山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学问、培养“智识”， “精益求精”的制造各种“能助双手生产之机械”，以求实业的发达，“此亦学校所 有事业”。[4](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