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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分析
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分析 众所周知，林纾是反对别人称他为桐城派古文家的。然而实际上，无论是 其古文创作思想，还是其创作实践，抑或是其晚年与桐城派古文家的相互借重， 引为知己，林纾都与桐城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是义法， 林纾古文写作同样将义法作为关键，即使是为大量的翻译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 他也同样坚持古文义法标准，这些小说序跋因而也是其古文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属于文章内容的义，还是属于行文结构 的法，林纾的小说序跋都表现出了对桐城派的明显超越，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 彩。长期以来，学界对林纾与桐城派之间关系的讨论争议不休，却对其于桐城派 的超越关注不足;讨论林纾古文理论思想的较多，却未将其大量的小说序跋纳入 到考察视野，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林纾的文学思想以及对中国文学观念现代 化所作的贡献，都有所偏颇。本文将义与法作为对林译小说序跋解读的切入点， 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所阐发，并就教于时贤方家。义法是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桐城派古文的不祧之祖戴名世就提出：立 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
桐城派古文的奠基者方苞对义法解释道：《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 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 围绕着方苞的义法说展开论述，在他们的倡导和示范下，天下文士，一时多归向 桐城，号为正宗。
按照桐城派古文家对义法的阐释，所谓义，主要指儒家特别是宋儒有关政 治、道德方面的内容，属于古文表达的内容范畴。戴名世在解释义时说：近类而 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也即在儒家思想的统 领下，一切有益于发扬经典、辨析事理、记载史实、通达事务的作品，都可谓有 物之言，即合乎义的准则。尽管其后的桐城派古文家如梅曾亮认为古文创作要适 应时代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内容，主张因时、感物、适境，张汝纶在近代新的社 会现实环境中，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兼习西学，打破了桐城派为文局限于儒家义 理的部分桎梏，但总的来说，桐城派古文所强调的义以儒家义理为纲的观念并没 有多大的改变。这也是桐城派古文在近现代遭到不断攻击与否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功名的文人，林纾对儒家义理也是极为重视的。林纾在 京师讲坛上，多年来一直为各类学生讲求儒家义理之说。他极力推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荆川生平以道自任，语语不脱理学，即文字亦千 回百转，务期表明道真。他不断告诫学生：自六经来，乃为真文。但是，林纾在 用古文为自己翻译的域外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他对义阐释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对桐城派古文甚至林纾本人古文之义的新突破。
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 开始，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去世，林纾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小说。
按照现代学者钱锺书先生的看法，林纾这二十七年的翻译以民国二年(1913)译完 《离恨天》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林纾前期的翻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按， 指《离恨天》)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林 纾前后期的态度不同，从一点上看得出。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序， 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有《短评数则》， 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 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流露的态度是 庄重、热烈的。⑥的确，作为一位忧时愤世的爱国文人，林纾积极响应梁启超等 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把翻译外国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利器。他总是 在所译小说的序跋中，不厌其烦地阐释其翻译意图，所言义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一)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林纾所处的晚清，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列强豆破瓜分的局面，亡国灭种的 危机促使林纾把自己的小说翻译与民族救亡事业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用翻译外国 小说作为启迪民智、警醒国人的有效手段。林纾曾慷慨激昂地声称：畏庐者，狂 人也，平生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更不能死者，即强 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在翻译的外国小说中， 他常常用序、跋等形式(如达旨、例言、短评、识语、译余剩语)，将外国小说所 描写的情形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加以联系，阐发其中所蕴含的针对中国现实的 启发、教育价值，这也是林译小说序跋最基本的一项内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林纾在为其翻译的美国女作家斯土活(今译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小说作序时， 由美洲黑奴的惨状，联想到海外华工的受虐和当今中国被列强欺凌之惨状，触黄 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因此，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希望自己的小说翻译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纾 翻译完英国作家哈葛德描写西方探险、行劫历史的小说《雾中人》，在所作序言 中就外国侵略者海盗般的行径向国人发出警告：今之厄我、吮我、挟我、辱我者，非犹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耶然西班牙固不为强，尚幸而自立，我又如何者这样的 文字在林纾所作的小说序跋中可谓比比皆是。正如陈熙绩所总结的那样：吾友林 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一部有一部之微旨。
林纾自己也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 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他甚至发誓：吾同胞犹梦梦 焉，吾死不瞑目矣!林纾曾沉痛地感慨道：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 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得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
其于白人之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 即可以并吞中亚。所以，他翻译《雾中人》这部小说，正是警告读者当知畏庐居 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林 纾认为，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这种思想固然有些天真， 但从中不难感受到林纾拳拳爱国之心，更可以感受到他激励国人奋力自强，从而 抵御外来侵略的良苦用心。
在小说序跋中，林纾往往或根据所译小说的内容，或就其中某一思想，与 中国的社会现实加以联系，予以引申与强调，即使是某些外国小说未必同中国的 社会现实有多大关系，林纾往往也会着意生发，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 者⑧ , 林纾的小说序跋成了他感发国人、催人猛醒的有力工具。在晚清外辱频 仍、国势飘摇之际，林纾以饱满的爱国激情，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序跋中阐释他的 救国思想，希望国人警醒，抵御外来之盗。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饱满的爱国之情， 向西方学习的大声疾呼，使得林纾小说序跋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桐城派甚至传统古 文序跋所表现的义之范畴。
(二)鉴者师其德，戒者祛其丑 林纾还常常在小说序跋中对外国政治情况、人情伦理、社会生活等内容加 以说明，以期国人有所了解与借鉴，进而对中国社会加以改革。这同样拓展了传 统古文义的领域。林纾一直认为中国要同西方列强打交道，摆脱被欺凌、奴役的 局面，就必须先了解他们，这就如同进行游泳比赛一样，只有首先学会游泳，才 有可能同别人比赛，否则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 之胜耶 .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 水而斗游者。因此，对所译小说中的有关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宗教、伦理、 民情等的介绍与评价，成了林译小说序跋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外国小说中有关政治革命之类的内容，林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原因 就在于他认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翻译法国作家阿克西小说为《大侠红蘩露传》，小说描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对 贵族杀戮的暴力行径，由此导致天下动乱，拿破仑乘机驱使法国人民进行战争， 致使数十万人伏尸于异域。林纾认为这部小说对当前的中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它让国人知道：法人当日之咆哮，如狂如痫，人人皆张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 真，此复成何国度!以流血为善果，此史家所不经见之事。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 俾使好为改革之读者，于事良无益也。这种革命或改革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必正 确，但林纾促使国人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端，林纾也认为对国人具有警醒价值。英国作家 迭更司(今译狄更斯)《快肉余生》小说，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都是些可哕可鄙 之事，但从中可见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 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林纾在翻译迭更司的另一部小说《贼史》 时也指出：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 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 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林纾肯定迭更司描写下层社会的小说揭露社会弊 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改革，对社会大有助益。
(三)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 林纾在所译小说序跋中，还大声疾呼国人急需培养尚武精神。他认为，中 华民族历史悠久，讲究礼节，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又提倡 无为哲学，因而以忍辱为让，以全身为智，故数千年受异族凌贱而不愧。④而西 方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悠久的尚武传统，泰西自希腊、罗 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流风所及，人人尚武，能自立，故国力因以 强伟。林纾赞赏尚武传统，认为武能之有益于民气也，希望中国人也能养成尚武 之习。林纾在小说序跋中，反复将尚武精神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他对我国传 统中缺乏尚武精神感到缺憾，对历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奴化、压制感到愤 怒：嗟夫!让为美德，让不中礼，即谓之示弱。吾国家尚武之精神，又事事为有 司遏抑，公理不伸，故皆无心于公战。
林纾在给《剑底鸳鸯》作序时深有感慨地说：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
. 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 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他 行将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更译之问世。在所译小说序跋中， 林纾对域外小说中所蕴涵的探险、攻剽之意，多加发掘，反复致意。林纾是反对 不义战争和侵略行径的，但对于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是非常羡慕的，他赞赏埃司兰之民虽未开化，然而均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迹虽迩于 盗侠，既未臻于文明极治，而阖户噤口，坐受人侮，则未之见也。他认为，如果 我国民也同埃司兰人一样，无一甘屈于人，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则此足救吾 种之疲矣。果人人当敌不惧，前僵后踵，国亦未有不强者。林纾在作小说序跋中， 对贼性、盗侠、枭侠多有关注甚至赞美，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的尚武之习足以振作 凡陋：盗、侠气概，吾民苟用以御外侮，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脱令枭侠之士， 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 耶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这样的观点，在正统文人 的眼中无疑是在诲盗，由此也可见林纾对千百年来所信奉的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 与突破。
(四)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 翻译外国小说，必然会涉及到不同于我国的域外政治、社会、宗教、文化 等方面的内容。林纾在所作序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辨别与分析，力求从中 发掘对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有益的借鉴。对于西方社会注重与追求个人自由， 不少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些人出于无知或误解，错误地认为西方人只讲个人自 由，将孝道及人伦关系一概斥为陈腐。林纾对此也指出，西方社会并非十全十美， 同样有其丑恶的一面：寡廉鲜耻，背义忘亲，所谓文明之欧西乃大有人在也。① 因此我们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②但是，林纾更反对一味地拒绝西方 文明，不能因为有些弊端就一概将其拒之门外。为了破除国人对西方的误解，林 纾交代自己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 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③此外，他在小说序跋中大力阐发西方小说中 所蕴的人伦亲情，极力消除国人的误解。他在为《鹰梯小豪杰》作序时指出：此 书为日耳曼往古之轶事。其所言均孝弟之言，所行均孝弟之行彬彬孝友，操行过 于中朝之士夫。④在为《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作序时，林纾不仅列举实例来说 明西人对父母的孝顺与尊敬，而且对美洲一十一龄童子，孺慕其亲，出百死奔赴 亲侧的事迹予以赞美，肯定地指出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 如是也。⑤在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作序时，林纾提醒读者关注孝子百死不惮、 坚持母仇必复的描写，并再次强调西人为有父矣，西人不尽不孝矣。他甚至认为 国人应以孝子复仇为榜样，愿世上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 吾中国人为有志矣!⑥ 当时国人对女权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女权之说，至今乃莫衷一是，或以为 宜昌者，或以为宜抑者。⑦林纾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提倡女权，也非无条件地一概赞同。在为《蛇女士传》作序时，他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英国孀雌威斯马考(即 蛇女士)的做法大加讽刺：孀专主女权，去裙而裤，且靴而见腓，举铃蹴鞠，腾 掷叫嚣，烟不去口。凡所论列，节节为女子称屈，必欲侪于男子而止。对于这样 的女子，林纾通过小说中华格医生对她态度的变化，表明自己对女权主义者的看 法：华格医生原本一心想娶蛇女士，但看到她两个女儿的所作所为举平日蹁跹之 长裙，易为短后，绣阃之中，觱篥四彻。其尤异者，则养龟饲猴，长歌奇喊，于 是，医生大为困惑，得出女权之不宜昌的结论。林纾在为该小说作序时指出：所 谓女权者，盖欲天下女子不归于无用，令有裨于世界女学当昌，即女权亦可讲， 惟不当为威斯马考之狂放，则畏庐译本正可用为鉴戒，且为女界之助。他认为女 子可以讲求权利，追求婚姻自由，但也必须在在伸以礼防，不可逾越礼教大防。
林纾指出，西方婚姻自由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中贞者固多，不衷于礼者亦屡 见，因此，认为西方人对婚姻的忠贞超过中国固然不可，但认为西方人逾礼失节 多于中国也是偏见。这样的意见在其小说序跋中所在皆是。正如晚清小说理论家 徐念慈所总结的那样:今之社会，向以塞聪弊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 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
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 觉大块。⑩这样的评价可谓揭示出了林译小说的独特价值。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林纾在其小说序跋中传达的急切抵 御外辱、力求变革的爱国热情，而且更可以看到，这些小说序跋所涉及的内容， 已对桐城派古文家所谓的义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林纾已经跳出桐城派、跳出传统 文人思想藩篱，不再是在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变革社会的资源，而是紧跟时代 潮流，向西方寻找变革中国的良方。尽管林纾在小说序跋中所表达的义未必完全 正确，但他所传达的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促成国人思想由传统 向现代的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纾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发生由传统向现代巨变的关键时期。
1917 年初，文学革命爆发，桐城派遭到了新文学家猛烈的攻击与谴责，林纾也 由世人推崇的当代古文作家中的老宿⑧，被贬斥为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过， 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提倡者在抨击桐城派导致了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 与欧洲比肩的时候⑨，林纾实际上已经做了中西文学理论与小说的接轨与嫁接工 作了。林纾视古文为生命，毕生创作与研究古文，他对桐城派的文法理论有继承， 有借鉴，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①，林纾又在其 所作的大量外国小说序跋中，分析、总结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对桐城派义法 理论加以拓展与深化，他的义法理论既代表着传统古文文法理论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开始。因此，我们研究林纾的古文理论，必须 将其小说序跋中所蕴含的古文思想也包括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准确地 把握住其古文理论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