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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基因作物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生事物，然而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伴随着伦理之辩。转基因作物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本文就转基因作物生态风险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的生态伦理原则加以规范，以促进转基因作物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生态风险；生物多样性；生态伦理观；可持续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基因技术发展迅猛，转基因研究正在全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转基因技术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在农业领域主要是向农作物导入各种靶标基因，如抗虫、抗病、抗杂草等抗逆性基因，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如中国农业大学的耐贮转基因蕃茄；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转基因水稻；北京大学的抗病虫害蕃茄、甜椒等。[1]目前转基因作物被大面积的推广和种植，一旦转基因作物释放到环境中，造成的生态行为是难以预料的，会引起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改变生态环境中的物种组成，加快许多濒危物种的灭绝速度，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和道德困惑，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对转基因作物引发的伦理问题做出分析，且用相应的生态伦理来指导实践，防患于未然，使转基因技术向着“为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
转基因作物是通过转基因实现的，并不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遗传进化获得，更多的是人工干预。一旦转基因作物释放到环境中，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在：
第一，转基因作物可能引起基因污染，对非目标生物造成伤害。基因的水平转移几乎遍及所有的动物、植物和真菌等物种，任何物种的任何基因都可能传播到其他任何物种，业已表明，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和作为标记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已经侵入土壤的真菌和细菌之中。这些微生物群体在环境中可以起到“高速公路”和“水库”的作用，使其所携带的这类基因得以复制和传播，并与其他基因发生重组，生成新的病原菌。相对于以往任何种类的污染而言，“基因污染”最为特别也最为危险，因为它是一种可以自己迅速繁殖并且大面积扩散的污染，而人类又对其束手无策。第二，转基因作物有演变成超级杂草的可能性。抗杀草剂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就有可能导致公司研制和应用更强有力的广谱杀草剂，不加区别地杀死许多物种，抗杀草剂转基因作物在收获之后残留于土壤的种子，也可以自动出芽，而成为像野草一样的“自生植物”，这就得用其他杀草剂去杀它，如此往复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1]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危害，虽有无意的伤害，但更多的是伤害的风险，转基因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还未大面积涌现，其对大自然的影响目前也还无法完全证实。比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多年来也未发现对健康产生任何伤害。但是，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风险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许要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会显现。一旦自然生物链被转基因作物入侵，其人造的特性和缺陷就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无法控制和挽回的。
三、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基因污染会使天然基因库遭受污染，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假设外源基因一旦逃逸到水稻的野生物种并正常表达，则可能通过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使外源转基因在野生稻群体中传递下去或扩展开来，一旦外源基因物种在当地形成种群优势并进一步蔓延，本土物种的生存就会被影响，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势必会受到挤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本土物种在局部地区的消失，当地物种的多样性。再次，当转基因作物与近缘野生种杂交，作物中的转基因扩散到传统作物上，还可能出现无法控的生物物种，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系统；[2]另外，由于抗杀草剂转基因作物出现，就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喷药一般都是反复进行的，它很难留下漏洞以使野生生物得到恢复的机会，最终毒化了环境。这些杀虫剂或者杀草剂都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的植物或者昆虫，因此它就会毒害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不仅仅使原来的生物死去了，而且那些移居进来的也遭到同样的下场。随着带有抗杀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增多，物种灭绝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大量的基因丧失，很多物种还未被定名就无辜“遇难”，无法再现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
四、转基因技术对生态伦理观的挑战
当人类向着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经破坏了大自然，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任何一个自认是健康文明的社会里，科学的追求，不可能在道德与伦理的真空中进行。转基因技术与其他任何科学技术一样，不能回避或是无视伦理道德问题。生态伦理是对生态环境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生态伦理学中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每个物种都将自己视为中心和目的，将其他自然存在物看作是手段和工具。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物界不仅存在着生存竞争，还存在着互利共生。[3]大自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物种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任何环节的变化或缺损，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动，严重时甚至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只是生物链条上的一个普通环节，他完全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因此，人类只有将自然界也当作目的并维护自然界存在的利益，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利益。转基因技术对生态伦理观发出挑战，在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中，它没有体现人对自然界和对自然存在物的道德义务和道德关怀。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普遍应用，给生态坏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基因科技的发展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人类对生态圈和自然界的伦理意识受到了挑战。
五、转基因作物研发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转基因技术不断突破而被广泛的应用到许多领域。数以万记的转基因细菌、病毒、植物和动物将被释放到生态环境中，其中某些可能会对地球的生物界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在世界散布不稳定甚至毁灭性的、不可逆的基因污染。人们不禁要问：转基因农业是可持续发展农业吗？现代人究竟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生存观与价值观，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发展观？[4]
生态伦理学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确立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两者应达到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共进。人与自然协同共进，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这里更多的是人为的和谐，人类在生态伦理的指引下对自然进行积极的、良性的干预和改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避免人类利用转基因手段对自然进行盲目开发和利用所造的严重后果，在转基因作物的开发和应用中，尊重生物基因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降低在转基因工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目前，转基因技术多追求经济效益，完全忽视了生态效益，由于转基因风险可能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以后才会显现，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到那时我们更多损害了未来人的利益。
转基因技术的使用更多是只管索取的心态，在其支配下，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带有更多的敌对性和破坏性。许多物种的绝灭、环境污染的加重，不仅使自然受到损害，也危机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乃至安全。如果在不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转基因技术，它不光不会造福于人类，而且还会危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发展不仅仅是眼前的发展，更是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发展，更是人类整体性的发展。转基因技术要以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指导，不仅仅是促进经济的增长，也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产生实质性的积极作用，使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 谢伟海等. 转基因作物研究 [ J ]. 生命的化学, 2010, 30
[2] Mae-Wan Ho.美梦还是噩梦[M].魏荣楦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3]解焱．生物入侵与中国生态安全[M]．石家庄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29-155
[4] 王俊杰等.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影响的讨论 [ J ]. 分子植物育种, 2003, 1: 443-456
[5]毛新志 . 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研究 [ D ] . 华中科技大学，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