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分析]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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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分析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分析一对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不是十分明确。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总是习惯于宏大的命题和模糊的思维。笔者曾在天涯网上看到有人将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的小学生守则对比后发现，日本、美国、英国的小学生守则非常明确具体，都是做人、当学生的底线要求。而中国小学生守则多数都是宏大的命题，看起来很美，似乎无所不包，但几乎没有哪一条能告诉学生究竟该怎么做，每一条都够一个人学一辈子。如果真能做到守则的要求，那不仅是个杰出的公民，而且简直就是完人、圣人。然而，细细一想，大多数又难以做到，尤其是对小学生而言。所以，这种宏大的命题、混沌的表述的小学生守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无。

小学生守则如此，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也差不多。且让我们看看权威的观点：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教授认为，现代大学应高度重视的第一件事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首先是解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而社会责任感内含人格的养成和价值的取向。[1]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文化思想史专家张岂之认为：“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和思想道德教育、身心素质教育、科学素质教育等相互渗透、相互促进。”[2]章仁彪认为：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只有坚持“全球意识”和文化认同、潜能开发与本能改造、知能传授和人格塑造的统一，才能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走出高科技与低情感的悖论，为文明的对话和进步、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更大的贡献。[3]这些学理上的争论无疑有助于认清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但问题是这些宏大的命题不仅给人空泛之感，而且认为文化素质教育无所不能，夸大了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而如何将这些宏大的、模糊的命题落实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则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欧美一些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定位。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结合”，即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其目标及途径都十分简洁明了；

哈佛大学2009年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哈佛的教育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动摇陈见，是使‘熟悉的’变成‘不熟悉的’，揭示隐藏在表面之下与之后的东西，摒弃原来方向并帮助他们找到确定新方向的方法。通过教会学生质疑陈规，促进自我反思，训练批判性的、分析性的思考，通过让他们体验一种由于接触极其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疏离感，这种事件与文化是超越他们甚至是我们教师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自由教育由此达到上述目的。”[4]相对于多伦多大学而言，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的目的更具体而明确，那就是训练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培养创新型人才。

二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的理解存在误区，课程设置存在明显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未能建立起完善的评价体系。由于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目的不是十分明晰，从而出现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存在误区。一些人认为：文化素质教育是通才教育，是人文学科教育，是文化知识传授，是文化素质课教学，或是开设几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甚至有些学校将开设人文课程、文化素质讲座来代替文化素质教育，或是将文化素质教育视为人文学科教师的任务等。与教育的内容误区相关的是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王凌彬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存在所开课程种类少、比重小；
课程内容单调、陈旧，特色不鲜明，教学内容和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文化素质缺失补课的层面上，没有真正发挥出大学教育在更高层次上全面提升文化素质的功能；
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成长规律缺乏研究，对现代网络环境中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指导，导致大学生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教育内容无所适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5]。徐高明、张红霞通过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五所一流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进行调研后认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专业课和人文教育课内容相关度低，尚未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交融；
课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不足，没有合理的“课程梯度”[6]。此外，诸如课程设置不成体系，盲目性大，往往因人设课，一些价值不大的课程混杂其中，特别是普遍较多地强调政治素质的培养，而忽略了最基本的公民素质的培养；
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实践环节上缺乏综合性考虑，没有与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实现有机结合；
学生态度不端正，不重视，混学分的现象普遍存在，教学往往成了教师表演的独角戏等等问题，都在各高校较普遍地存在。由于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认识不清，使目前的文化素质教育仍然处在跟着感觉走的阶段。迄今为止，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尚未建立一套切实可行、可以推广的评价体系。现有的以学校为单位的评价体系各自为政、各有侧重，容易受到行政力量与个人好恶以及传统思维的影响，难以保障文化素质教育科学的、持续的发展。可喜的是，黎琳的《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理论思考》[7]一文从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概念、评价的目标、评价的理论模式、评价的功能等多方面系统地探讨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问题。作者在考查了泰勒模式、CIPP模式、目标游离模式等模式后提出了符合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理论模式。在笔者所能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中，该文是最具有理论色彩的，它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研究了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诸多理论问题。三文化素质教育边缘化的地位长期没有改善，教师本身的文化素养和奉献精神有所欠缺。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科学技术，比较而言，人文社科领域不仅投入偏少，而且在特殊年代还免不了遭受意识形态或多或少的压制，即便是在呼吁复兴人文教育、回归大学教育理念的今天，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边缘化地位并未有太大的改变。

[8]笔者就曾经遭到一些理工科老师的质疑“：你们学中文的有什么用？”如果一切从“有用”“无用”的功利出发，那么，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将不会有未来。此外，科研与教学“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高校有愈演愈烈之势。多数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存在过强的功利主义色彩。教师忙于搞科研、拿课题、写文章、评职称，疲于奔命，无心于或有心无力于教学，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关心学生，对学生缺乏真诚的关怀，育人观念趋于淡薄；
而从事文化素质教育的教师文化素养良莠不齐，有些老师对所开设文化素质教育通识课程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各校普遍匮乏既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又具高深的文化素养并能以其强烈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的大师级人物。教学水平整体落后于科研水平，几乎是当今普通高校的一个通病，这成为制约文化素质教育取得成效的又一重要因素。当然，上述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还只是表面现象，而产生这些现象的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目标的模糊性、教育体制的僵化、教育观念的功利化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在大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

作者：刘庆华金琼工作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