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热词搜索：发展 中国 生态 3.0 文明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新中国建立已经60周年，如果说1949—1979年的第一个30年是以政治时代为特征的中国发展1.0，1979—2009年的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赶超为导向的中国发展2.0，那么未来的第三个30年将是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发展3.0。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挑战，就会认可中国发展3.0的方向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当前我们对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解和阐述存在一些误区，有一些战略性、方向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和讨论，特别要从深刻的发展模式变革而不是单纯的资源环境保护角度揭示生态文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本文基于多年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的体验和视角，针对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提出深化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十个思考，阐明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模式的内涵和中国第三个30年的绿色愿景，希望能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经济师论文发表 经济学论文发表 会计论文发表 财会论文发表 高级会计师论文发表 经济论文发表网站
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变革性反思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本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的模式越治理越失败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事实上，按照科学史家库恩（1962）的科学范式理论，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从理论形态上，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源环境的学说，如关注微观效率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属于这样一类具有补充型改进的理论，它们本质上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从理论形态上，是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和后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开始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范式进行系统性的反思。
2001年笔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下，主持翻译了一套对传统工业文明具有变革性思维的绿色前沿译丛，在丛书序言中指出了这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差异，这篇序言后来得到了许多关注和运用。我想再次强调，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控制对策；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如果我们的媒体界、理论界和决策层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二、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理由。生态门槛的理由在于：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论（Natural Capitalism）。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新的自然资本论则认为，经过将近200多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图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自然资本是富足的而人力是稀缺的；今天，人力不再稀缺而自然资本却是稀缺的。因此人类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像结束20世纪的冷战一样停止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本持续不断的“战争”，需要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和改进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来强调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生态足迹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积。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和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足迹情况，发现人类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与我们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左右开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这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今天我们已经需要用一又四分之一的地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现，为当前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挑战提出的“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同步增长
如果生态门槛表明了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我们还面临着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导致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改进的福利门槛。传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许多质疑，以致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1972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ordhaus发表论文《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吗？》对此作出了最早的答复。他们认为，实证研究发现1925—1965年间的世界数据表明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还是正相关的：GNP每增加6个单位，经济福利就增加4个单位。当时经济学家为此长叹了一口气，又专心致志地回到了GNP的有用性研究上。
但是20年后，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戴利等发表《为了共同的利益》（1989）一书，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这可能是最早提出的绿色GDP指标，后来由Anielski等在1999年发展成为真正进步指标（GPI）。戴利发现因为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Wealth）并没有全部转化为人类福利（Welfare）。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家Mar-Neef（1995）发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后来有许多人作出了支持这个假说的研究。例如，世界幸福研究的实证数据表明，大约从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明显地出现了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情况。又如，美国从1965—1970年以来，虽然人均GDP从1万多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万多美元，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没有相应提高。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对传统经济学家坚信不疑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生态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石。遗憾的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传统经济学家基本上不再理会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甚至认为“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四、中国发展特别需要走生态文明道路的理由
从前面所述的经济增长的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可以看到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生态文明的两个基本理由：一是生态约束的理由。如果把“地”看作是所有自然资本（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代名词，即使不考虑21世纪世界面临的普遍的自然资本约束，其实中国本身的发展也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就必须研究自然资本约束条件下的发展模式，这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以及某些自然资本相对富裕国家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根据人口数量与国土规模以及相应自然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粗略地在世界上识别出四种类型的国家：人少地多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人少地少的国家，如新加坡等；人多地多的国家，如美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如中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因此，由此决定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特别强调生态文明的意义了。
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世界瞩目，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例如过去几年来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4%～5%，但是我们消耗的资源与环境却占到了世界的10%～40%。
二是生活质量的理由。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到，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却是缓慢的。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成果还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民的生活质量。按照联合国1990年开始的人类发展指标（HDI）研究，一个国家好的发展，其人类发展（代表了客观福利水平）的排位应该持续地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经济增长的排位。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均GDP（PPP）水平从1990年排名第142位到2007年的76位，上升了66位，充分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HDI指数值却没有相应地向上发展，从1990年的第101位到2007年的第81位，虽然纵向上升了20位，但是横向看却是从领先于经济排位落到了滞后于经济排位，其中在2001年时候甚至落到了104位。可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持续提高的，但是就经济增长的成果最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福利而言还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在健康生活领域和教育生活领域方面的进步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快。例如，世界银行等方面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80年代以后似乎就失去动力了。在1980—1998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增加了2岁，而基数比中国高的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增加了4—6岁，与中国基数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
最近一段时间来，许多人乐观地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高速增长至少20年。按照平均每年7%～8%的增长率，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将是2000年的4—5倍。但是如果不是采用生态文明的方式，我们就难以相信这样的增长能够逾越生态门槛的约束，就难以相信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超越福利门槛使人民的社会福利得到相应的增长。
五、生态文明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
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以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组成）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表示。
进一步地，与工业文明的增长范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两个约束相对照，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态经济学中提到的公式即EP=WB/EF=WB/EG×EG/EF进行衡量。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WB（wellbeing）表示人类获得的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EF（Eco-footprint）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足迹。
于是，可以看到实现生态文明要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EG/EF），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前面所分析的生态门槛即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必要性；二是生活质量（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WB/EG），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前面所分析的福利门槛即到了一定门槛以后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的效益是递减的，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可能性。以上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在后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的福利带来持续增长。
六、中国生态文明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虽然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以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原始的渔猎文明、一万年前以来的农业文明、18—20世纪的工业文明、21世纪的生态文明。这样的解释虽然适合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适合理解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但用来套用中国这样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未免就简单化了。
事实上，需要区别两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一种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他们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化改造；另一种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不超过1.8公顷的地球生态容量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水平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2003年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9）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从人均7公顷增加到了10公顷左右）。其二，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属于这种类型。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足迹是1.6左右。其三，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足迹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例如巴西从1975—2003年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容量（1.8），但是人类发展仍然属于中低之列。而倡导生态文明，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足迹和高人类发展的发展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因此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我们强调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并不早。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而言之，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所谓A模式），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国外学术界流行的所谓B模式），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笔者近年来多次强调的C模式）。
七、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三个主要领域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因此，中国未来3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在传统模式中实现的“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现代化。
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这是要通过从线形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产业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层面入手，从而消除传统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在作为生产个体的小循环层面，通过设计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使企业在生产领域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共生组合的中循环层面，通过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废弃物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或产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或产业的能源和原料。在区域间的大循环层面，通过发展把废弃物资源化的静脉产业，例如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中水回用以及废热回用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产业间的物质交换（虚拟系统）。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工业化可以用单位生态消耗的工业产值或GDP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产出）与资本生产率（资本的产出）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这是要通过从蔓延型城市向紧凑型城市的转变，实现我国城市发展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包括了紧凑的建筑、紧凑的街区（例如城市中的组团）、紧凑的城市（例如由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都市区）、紧凑的区域（例如有许多城市组成的一体化发展的大都市带）等内容。未来的20至30年间，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或大都市带，如果它们能够吸纳将近7—10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实现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化。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城市化可以用单位自然消耗的宜居人口或其倒数即居住者的人均生态足迹来测量，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城市规模大小（土地规模、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这是要通过从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向功能主义的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人民福利水平从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变。因为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购买和使用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而不是占有物质本身。传统现代化引导消费者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生态现代化是要引导消费者关注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例如，对于城市拥堵地区的出行来说，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实际上可以比自己开车更具有功能满足上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建立功能导向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可以既提高生活质量又降低自然影响。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可以用单位物质消耗的生活满足或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用物质消耗大小或者占有财富大小来衡量生活水平的做法。
八、生态文明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
虽然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确立为除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外我国发展的第四个支柱，但是在操作实施上，生态文明却是需要渗透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才能展开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系统化的内容。在促进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化方面需要确立下面几点前提性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经过200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是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第二，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迅速地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作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论形态要用较长时间慢慢演进不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内容，这是战略层面的重大进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如果不“绿化”脑筋，那么就坚决换人。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九、需要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
什么是最需要内化和固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生态文明的基本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章很多，但看起来并没有点到要害。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成为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因为有了这些公理化的观念和内化性的意识，我们外在化的行动和实践才会具有深绿色思考和生态文明的特征。
第一，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福利既需要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认识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包含与被包含、互补性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和可替代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工业文明的问题在于，认为自然系统是可以被人造系统替代的，而科学技术就是能够实现这种替代的伟大工具。如果这样的思维原则不改变，只要坚持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自然资本的可替代性，那么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的。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是多少，等等，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第三，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非基本的过度物质消耗，为穷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发展空间。有了这个法则，我们就会关注生态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例如从世界来说，我们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资本分配问题上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从国内来说，我们需要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通过生态补偿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
第四，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效率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转移到自然生产率上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用更多的劳动（可再生的资源）来替代更多的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的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因此，中国的税收改革需要在税收规模保持不增加的情况下，实行从对劳动课税到对自然消耗课税的结构性转变。
十、中国的创新活动需要围绕生态文明展开
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实现，我们还需要呼吁让创新活动服务于第三个30年的绿色中国建设。生态与创新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非生态导向的非创新、生态导向的非创新、非生态导向的创新、生态导向的创新。过去30年来，我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赖于自然资本的，因此它既不是创新的（创新的本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生态的；另一方面，当前许多有关生态、有关创新问题的看法和呼吁，或者是在脱离生态谈创新，或者是在脱离创新谈生态，因此是将两者割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所注意，需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传统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而中国最需要的创新应该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充分节约资源环境的创新。最近，《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而诺贝尔奖金经济学获奖者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更是有针对性地说到：“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这里，我要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态创新需要细化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或政治创新三个方面上来。
首先，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虽然仍然有许多人把循环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环保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一开始就强调，循环经济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提出来的。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自然资本制约，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一是要替代以资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为特点的线型经济方式，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变革；二是要替代单纯地在经济过程的端点进行治理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实现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预防。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用单纯的价值指标如GDP衡量绩效、传统的环境保护用单纯的物理指标衡量绩效相比，循环经济的绩效判断需要考虑作为投入的自然消耗和作为产出的发展效果的比值（即EI=Output/Input）。因此，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需要发展和传播资源生产率例如单位土地、单位能源、单位水消耗以及单位污染排放和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观念，来推动经济过程的绿色转型。
其次，要倡导绿色生活促进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众所周知，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以追求舒适但是牺牲生态为特点的。针对这种状况，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简单生活运动”。然而这一社会运动虽然强调了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但却有忽视提高人民生活舒适性的倾向。例如，即使在处理日常购物活动中一次性塑料袋问题上也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使用塑料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简单地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没有合适的替代方式，又会导致牺牲现代生活舒适性的可能。因此，中国发展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既舒适又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课题。创新的实质是如何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去。
最后，要建设低消耗的政府促进生态导向的体制创新。这样的创新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中国的政治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以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和管理体制本身能否纳入生态导向的管理范畴，从而为企业家的经济创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创新提供示范和榜样。显然，要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政府本身的工作就不应该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周围，仅仅从我们的某些城市决策者喜欢兴建大规模的政府大楼、搞所谓大手笔大尺度的标志性工程等，就可以看到政府的生态转型在自身工作和示范上还存在着很大反差。因此，很需要研究出一些操作化的措施来影响、监督和评价政府方面的生态创新。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单位物质消耗下政府管理所获得的人民满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管理绩效，从而促进政府的管理模式与自然消耗脱钩。
（注：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批准号05JZD00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70673069）和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创新项目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