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 火的起源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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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源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 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 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非凡是 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 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 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 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 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 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 ——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 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 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 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浇灌农业、房屋建 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 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新问题。一 个非凡重要的核心新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 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 格斯提出了自己探索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和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 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 我们来探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 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 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着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 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 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 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 经发生的各次分工,非凡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 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 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 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 一切萌芽,还都只是和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 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和 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 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 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气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 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 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 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 “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 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 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新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 新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 农业部落 这五个新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新 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 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功 能:“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 个值得探索的重大新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 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 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 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 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 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 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 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 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 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新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熟悉不足,也 没有注重到和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 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 ——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 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 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 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 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和发展。从“三次 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 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有关“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 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新问题在于,为什么 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把握的考古学事实:“园 圃种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和判定,证实了北非和亚洲,包括西亚两 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 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 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 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和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 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 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 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 修改和补充: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 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 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 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假如说整个 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 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 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 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 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 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 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 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 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 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 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 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 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 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 活动范围都扩大了,和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 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 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 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 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 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 论”和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 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 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 入文明状态”。

有关文明要素有哪些的新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 次:“基本要素”和“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 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 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 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 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 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

[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 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 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 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 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 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 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 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 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预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新问 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 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 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和“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 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 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 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 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 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 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非凡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

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非凡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 功能: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 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 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 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和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闻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 《人类创造了自己》一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浇灌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 果园种植;(7)发酵功能;(8)铜的冶炼和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 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 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 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和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探 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 ——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 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 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 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 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 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 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和总体、渐变和质变、起源和形成、诸多要素和文 明整体的关系新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新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总体标志新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 断的探索和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非凡值得注重: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 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 学:人类和文明探究导论》等论着。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闻名考 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 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闻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 (Edward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 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索城市的起源实际上和探索文明的起源是 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 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和秩序、平安和效能有关的新问题。”[5](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 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 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探究,试比较它们的得 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 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 于这种熟悉,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 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 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 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 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 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 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 字可以视为和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 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 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 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 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 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 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 河流域、古希腊、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 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重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 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 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 验,更富有总体性和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 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中日考古最新发现,还提出了更新的新问题: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近1.5 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 中国和东亚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历史起点,有可能再向前上溯五千年,达到 一万五千年前。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新问题,尚待从考古发现和理论概括两方面的 统一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