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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一军事理论3000字以上的论文

关键词：杨昌济;军事思想;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E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47-04 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注重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如同有 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 线索是从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从王船山―― 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第一条线索主要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的思想发 展路线，它对激发毛泽东走向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重要的启 蒙作用。第二条主要是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发展路线，它以平治天下的丰富军政谋 略，启迪了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才华。”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性承上启下的人物 ――杨昌济。杨昌济(187l-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东乡板仓人，中 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他既是毛泽东早年老师后来又成为毛泽东的 岳父，在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走上革命道路后的毛泽东 曾经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的影响最深。” 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哲学 方面，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但仔细研读杨昌济的著作就会发现，他还是一位 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教育家。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 对军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对毛泽东后来成为伟大军事战略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 系。关于这一点，学界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因此，研究杨昌济的军事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强调尚武健体，强兵保国的极端重要性 杨昌济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具有尚武的精神、健康的国 民和刚强的民风，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为 此，他指出;“唐人有尚武之风，故能挫制外族，为汉族极盛时代。程明道少好猎， 后乃弃去不为，自谓己无好猎之心，以之自喜。而宋之国势，乃弱于唐。立国不 可无野蛮之精神。即此可见。”他大力提倡学习条顿民族(即日耳曼民族)的尚武精 神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开展军国主义教育，以强身健体，护家卫国。在《教育 学讲义》中，他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重视体育运动、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后，强 调指出：“日本师范教育之提倡运动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如此。良以维持国家之 独立，全赖陆海军;而陆海军之强，源于国民之体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之 教兵式体操者，为日俄战争躬亲战阵之军官，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其势实有可畏 者。中国文化深而腐败甚，国民文弱，有东方病夫之目，从前与北方诸民族战争 屡次失败，以当今日东西各国精炼之兵，宜其无能为役也。”所以，他大力提倡 学校要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并让学生从小参加各种手工劳动和体操训 练。这样可以“使四肢发达敏捷，得自动之习惯。可养成观察力，又可使明其观 念，又使生徒为种种之创作，可养创造想象之能力”。还可以使学生“整齐其姿势， 坚固其筋肉，使动作灵敏。且教授合宜，可以养勇气，励志操，强自信之念，并 能养成守规则、忍耐、克己等习惯”他进一步指出：“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 无不关系于体育”。杨昌济把体育上升到国民生产力的高度，他高度重视体育对 发展国民生产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促进作用，他还主张智育、德育、体育必须同 时并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以 至于永远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杨昌济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体育对强身 健体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必自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即为《体育之研究》，他推崇那些尚武的先贤，勇敢的勇士，洒脱的 剑客，大力颂扬体育锻炼之功能，认为它可以“强筋骨，调感情，增知识，”其中 最重要的是它足以强意志，因为“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 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于是形成了体育-武勇-意志，形成了一个 从体魄到精神的升华。

二、大力宣传和弘扬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杰出人物的用兵韬略从湖湘文化发展的两条线索来看，曾国藩对杨昌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读书、治学、树人、立法、思想品德乃至待人接物等方面。但治军是其中 重要的一方面，这也是湖湘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杨昌济对曾国藩严 于治军、认真扎实的思想作风，十分推崇。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曾 国藩每天亲自察看营墙，检查防御工事;亲自测量方位，亲点各营兵勇之名的内 容：“文正在宿松时，每日出看营墙。”“文正扎营，每以罗盘定周围之方位，查 各营所掘壕沟，用竹竿量验，每营皆步行亲量，观其果掘自一丈五尺否。文正又 钦点各营兵勇之名。”对曾国藩每天亲自传见哨长，接触士兵，从下级军官和士 兵中直接识别、选拔人才的治军用人之道，尤为赞赏：“读曾文正手书日记，每 日传见百长数人，将所答之言记载，并载其批评。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至刘松山之评语，则尤有可录者。

……按刘松山后为名将，然最初乃为长夫，非通事会，亦终老田间而已。曾公知 人之识固不可及。”在杨昌济看来，曾国藩正是用这种亲自传见、谈话的方法， 亲自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上例中的刘松山原来不过是一名长夫， 由于才能突出，经曾国藩破格提拔，成为统帅大军的名将。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 在刘松山死后，接统刘松山的军队，成为辅佐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的主力 部队，刘锦棠成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曾国藩知人善任，是湘军战胜太平 军和左宗棠平定西北一个重要原因，杨昌济对此特别重视，认真研究，并把学习 研究所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这都给青年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昌济对湘军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极为推崇，他对左宗棠收复新疆 的用兵方略，也十分赞赏。他指出：近世左文襄规复新疆，预定五年成，卒如其 言，亦可谓成竹在胸者。……盖其办事必有一定之次第，非经若干之岁月，则不 能完事也。他还联系到近代普法战争期间德国战胜法国的原因，认为“今世毕士 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之败法兴德，亦经多年之惨淡经营。日本之挫中国与败 俄国也亦然。信夫国家百年远大之汁，固非见小欲速者之所能为役也。”杨昌济 认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有一定之顺序，日常生活如此，为政亦如此，打仗亦 如此，“按照顾序， 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杨昌济认为， 所谓按顺序、有计划地办事，也就是要有远虑，既要考虑当前，更要预见到未来 之后果。他认为：“昨日为生徒讲远虑，言社会人事原因结果之关系，非深思无 由知之。吾人论一事，当求此事之原因，而此原因又有其原因;如此逆推而上， 乃至最初之原因;吾人能从最初之原因着手，则事易成而力可省。又吾人行一事， 当豫思此事当生如何之结果，此结果已得之后吾又何以继之如下棋然，必思吾动此子于此地位，敌手将如何应之彼应我之后，我又如何应法如此顺推而下，可至 数子乃至十数子。大凡下棋亦如用兵，多算胜少算，能多算几子者恒胜;此可以 喻处事之道也。下棋又有二事可以为处事之喻者：一则先后着不可误：一则要着 必力争是也。如下象棋然：得力之子不可移动，往往一动而局势遂输;人之处世 亦有要地不可不争者;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杨昌济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运 用原因与结果的哲学范畴，以下棋比作用兵为例，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这对启迪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尔后的社会实践中善于为 人、处事，在具体的战争指挥中增强应变能力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此外，杨昌济不仅熟读以曾国藩为代表湘军领袖的军事著作，并反复 研读《资治通鉴》、《春秋》、《左传》等古典名著。在他精读过的《春秋大事 表》中，就有数十篇涉及治国用兵的《表叙》，如《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叙》、 《春秋列国都邑表叙》、《春秋列国山川表叙》等。这充分说明杨昌济不仅是曾 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弘扬者和推崇者，他对中国几千年的战争史具有浓厚的研 究兴趣，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营养，而杨昌济这 种认真钻研军事、历史、地理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不能不给毛泽东等人以深刻 感染。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许多他的老师对曾国藩的介 绍与宣传：“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 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 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此段眉批有“曾语”二字)，“曾涤生《圣哲画像记》 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 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曾 文正八本：读书以训估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 欢心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 不扰民为本”等。

以上笔记的内容虽然是杨昌济的授课内容，但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 十分深刻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通信内容中得到证明，他在1915年8月 《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 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谁则，合乎 圣贤之旨，敢不拜嘉。”在同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仆观曾文正为学， 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 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指黎锦熙)所云略合。……国学者，统道 与文也，姚氏《类纂》(指姚鼐《故辞类篆》)畸于文，曾书(指《经史百家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青年毛泽东确实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对曾国藩的著 作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学习与钻研，并形成了自己的心得。

三、关注现代战争，注重战争知识经验的积累 杨昌济不是坐而思辨的书斋型学者，他不仅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的战争 史，而且对当代世界战争形势，给予高度重视，他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现代 战争的各种资料，以丰富自己的军事常识，同时用来教育学生，赞扬那些敢于与 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主张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在思想上做好反侵 略战争的准备。恰逢1914-1918年，资本主义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爆发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杨昌济立刻密切注视，通过报纸杂志等各种渠道，及时搜集有关资料认 真加以研究，并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其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认为战前准备及战时动员工作对于战争具有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杨昌济就注意到：“德国交通机关之整备， 较胜于法兰西与日本，如日本东京京桥之火车站，德国乡僻之地处处有之，一时 可运兵二十万人。此次欧洲战争，俄法英皆先发布动员令，德国独后。发动员令 58点钟后，即有兵百万运至德法境上，其办事之迅速诚可惊也。德国军用基金均 系每年存贮现金，备有事时即日成军之用;法人则皆存于银行，一时收集不来;可 见德人处心积虑，无一日不预备战事，故能守如处女，出如脱兔也。”杨昌济通 过比较德国和英法日对战争的准备动员情况，得出德国的战前准备优于英法日， 连铁路和军费开支都准备的充分和及时，体现了“凡事预则立”的道理。事实证明， 战争刚开始，德国速决战一度曾获得很大胜利，也充分证实了杨昌济对战争态势 的分析。他还通过报刊引用现场目击者的言论，分析了德国平时就实施军国主义 教育，“训练陆军，无在不欲减除其骄气”。幻灯片“专演本国之败状，使军人祛 骄矜之气，有警束之心”。平时实行极严格的军事纪律，养成“指臂相连，不分畋 域”。下级服从上级的习惯：“盖兵士咸以国家为前提，只知有国，不知其他。此 次战端一开，政府动员令甫下，一星期间，即召集560万人，行动之敏捷，讵不 可惊乎!……现在每月全国可造枪五百六十万支，如克虏伯厂每月出炮四万尊， 飞行机每月可出一百只……。”他估计：“现个全欧陆军常备兵平时且达四百万人， 战时约得二干五百万人。”这是一位远离战场的中国军事战略家的预言，历史竟 是如此的巧合，据战后公布战争双方兵员数，这些数字是基本相符合的。2，高度重视战争武器的更新与发明对战争双方的决定性作用 杨昌济认识到，随着各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新式战争武器的 发明与使用，日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也非常注意搜集 这方面的情报，并随时记入日记：“德军现有四十三生的炮，为以前所末闻，想 系开战前临时制造者。……现各国要塞，大概能抵拒二十七八生的之攻城炮。德 军中三十二生的之克虏式榴弹炮所蓄甚多，至四十二生的则至多不过五门，此种 大口径炮发弹之距离现尚不悉，然三十生的炮已能命中一万三千密达之远队离;
以此类推，可以得其近似矣。”在日记中还记有：夜战炮、击飞艇炮、攻城炮、 战舰、潜水艇、长船、飞机、化学武器、毒气弹、大型聚光镜、红外线等等。并 预言这些武器在战争中将起到决定的作用，据战后统计分析资料表明，一战期间， 以飞机、坦克、远程大炮等新式武器给战争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如在具有决 定性的会战――索松姆河会战中，英法联军首次使用MK I型坦克给德国军队造 成极度的恐慌，防御阵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成为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一个重要 因素。从唯物主义 的角度来看，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心的 相背和交战双方综合力量的较量，杨昌济虽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战争的结果也 证实了杨昌济的分析和预言。

3，认为战争胜负还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 战争作为政治集团、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其胜负不 仅取决于战争双方武器的优劣，还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的预算水平， 而经济实力是各国进行与支撑战争的物质基础，关于这一点，杨昌济也进行了认 真的研究，他分析了近代欧洲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各国历次战争的军费开支情况， 估计：“当此开战之初，至少每日必需一亿(万)元以上。据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李萨 氏之所计算，则谓德国一年间战费约需六十五亿马克，平均每日约需一千八百万 马克;而开战之初约六周间所需之费最巨，约需二十四亿五千万马克，平均每日 约需五千八百万马克，约合日金二千万元。”他还列表统计了各国的军费开支与 交战双方的财政状况，最后得出，协约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要大于同盟国的经济 实力，因德国是后期资本主义新兴国家，战争刚开始德国虽能支撑庞大的军费预 算，但从长远来看，对德国来说，是不利的，因此德国必须要采用速决战才是明 智的选择，而速决战的破产则意味着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失败。

另外，杨昌济对欧洲的地理形势，海洋、陆地、山川要塞的攻防特点， 以及各国参战的原因，也注重研究。他引述旅英某君之函云：“各国战争之主因， 言除法国为复仇，比国为拒敌之应兵外，如德如奥如俄如塞尔维亚蒙的内哥，皆因欲争一海口，德欲由法境出海比境出海，奥俄亦为黑海之门相竞，塞尔维亚蒙 的内哥则注目于奥领之巴斯尼西省，欲于此地求得一出海良港。”他对各国的作 战特点也作了一些分析，如指出：“吾人前日以为英德如有战事，必先在海上决 一雌雄，乃现在二国皆匿其海军舰队不用，盖有鱼雷而巨舰大炮不足恃也。吾人 前日以为英国陆军不过十二万人，今已出兵二十万人，为联军之主力，此二事者 皆变格也。”叹指出：“德军战法最有显著之二特色，集中攻击与侧面包围是也。” 他认为，在参战各国争取盟国的外交斗争中，我国“战国纵横家之所言，也适用 于今日矣。”他对日本与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交战情况，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针 对列强争霸，弱肉强食，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侵略、掠夺、兼并 世界弱小的国家与民族的情形，他号召全体国民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敌人血战 到底，虽死尤荣。

杨昌济，作为一个文弱的师范学校的教书先生，能够在万里之外，如 此高度自觉地关心世界战争的形势，在开战的几个月内，就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 搜集了有关战争的各种资料，并进行如此周密详细的分析，虽没有形成独立理论 体系，这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安全存亡的高度关心，正如他平时对学生所教导的：
“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种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 厚”，并可积累各种知识，“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有其师必有 其徒，他的学生毛泽东就是一位忧国忧民、富有才华、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佼 佼者，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熟读《三国演义》、 《水浒传)、《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对古今中外英雄人物的战争业绩、战略 战术很感兴趣。他在一师读书时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 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军事问题始终是他学习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在《讲堂录》中就记载了大量 杨昌济等老师讲课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的条目，如：“两军交绥，安者服矣，骄 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备当所用。此谓器使人。”“夫兵者，国之卫也，非 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有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 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 此。”“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 尚已。”“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 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百 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 无勇功。”“苏询沦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子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 智者乎”“兼弱攻昧，取敌侮亡，天之道也。”“荆川文武全才，弓马擅长。”“杀人 以生人。”等等。

仅仅是一本《讲堂录》的上课笔记，就记下了这么多有关古代军事知 识的条目，涉及的军事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曹操、孙权、诸葛亮、 孙武、吴起、管仲、商鞍、汉光武帝、张良、王导、谢安、陶侃等，还有外国的 大军事家凯撒、拿破仑。对这每一条记录，授课的杨昌济、袁仲谦老师，还要详 细讲解。我们不难看到它所涉及的广阔知识层面。何况这还远不能包括毛泽东自 己从古今中外历史书籍中，对军事问题的广博而深刻的研究。正因为毛泽东在杨 昌济的直接影响之下，受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熏陶，因而在他于1917年担任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总务期间，在组织学生自愿军军训时，就初步表现了 军事组织和指挥才能。当时南北军阀在湖南交战，毛泽东曾指挥学生军、用木枪 缴了北洋溃军3000多人的武装。后来学校师生称赞他“通身是胆”，还有人为他取 了个外号叫“毛奇”(德国著名军事家)。

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深刻研究的“预备功夫”，对未来毛泽 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世纪 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批判中得到佐证。当时，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 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好博览的同志， 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还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 ――(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 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杨昌济直接教诲之下并对包括曾国藩 在内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与改造发展和超越。在这过程中，既有毛泽 东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湖湘文化有着 直接的渊源关系，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如同汪澍白指出的那样：“毛 泽东同志的确从中国古代兵书、史书以及诸子书小说书中摄取过丰富的军事思想 和经验材料，用来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这一点却非言过其实。

有关大一军事理论3000字以上的论文篇二 《试论邓小平关于和平发展战略的思想》[摘 要]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一贯主张和必然选择。邓小平在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特征的基础上,找到了一 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的和平发展 战略思想。

[关键词] 邓小平 和平发展战略 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谋求和平发展,但由于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左” 的思想禁锢,和平发展作为总体性战略未能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抓住解决发展问题这个中心,以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为基础,形成了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一、和平共存谋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在谋求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化解与消除当代世界不 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新思路和新方式。他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 争引向发展问题,缓和、改善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针对部分美国人提出的中 国奉行的意识形态旨在催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观点时,邓小平明确回答:“这 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 以前的观点。”[1]在处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我们党坚决同损害我国国 家主权和安全的霸权主义作斗争,但不反对西方搞资本主义制度,不反对资产阶级 政府。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 我们也没有因此同这些国家搞对抗。

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他把“一国两制”、“搁置主 权,共同开发”作为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和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新办法。

“一国两制”首先是邓小平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提出来的战略构想,他超越意识形态 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承认现实,充分照顾当事双方的利益。党中央成功地运用这 一方式解决了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顺利地实现了香港、 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实践对实现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共 处、互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在处理中国同周 边国家历史上遗留的领土主权争端时提出的又一战略构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 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这种战略构想先把涉及民族感情 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主权问题放在一边,通过共同开发建立互信关系,以便在时机 成熟时再解决主权问题。它符合双方都想抓住时机谋求发展的愿望,又不损害双 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能够为双方所接受。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共同开发”是最富建设性的办法,是一种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领土争端和冲突,实现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之间和平共存的新路子。

二、互利共赢谋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发展问题,这些 国家在发展中是相互依赖的,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他指出:“西方的政 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

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3]邓小平还 指出:“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指发达国家人口)的继续发展 能够建立在三十亿人口(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继续贫苦的基础上。”[4]为了实现 发展中的互利共赢,邓小平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 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 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5]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我国在 同其它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设身处地地从有利于这些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向这些国家开拓市场的同时,开放中国国内市场,也使它们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 受益。

三、独立自主谋发展的思想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中,独立自主与维护国家主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邓小平非常重视国家主权问题,对西方以人权来否定我国国家主权的阴谋保持高 度警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制度及不合理 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6]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维 护国家主权的保证,强调:“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 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7]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对外开放中 走自己的路,同干涉我国内政、向中国推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企图作 坚决斗争,以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还包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 过程中,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的组织,在国际交往中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实行双重标准, 竭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后,国内市场开放程度高, 可能导致国际性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周期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对我国经济发展 的牵制力也越来越大。据此,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在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 种条件和机遇发展自己的同时,把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发展国 内市场,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改革创新,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增强抵御 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

四、集中力量谋发展的思想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采取了一 系列重要措施。

第一,洞察形势,抓住发展机遇。邓小平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特点,认为 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我们的发展赢得了时间,要求我们党一心一意搞建设。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现剧烈动荡,邓小平冷静 观察,坚持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他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 提法,还是站得住的,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我们可 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 握。”[8]邓小平这些观察和判断,指引我们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抓住了解决发展问 题的机遇。

第二,决不当头,避免牵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内一些人希望中 国扛起反对霸权、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旗,西方舆论界也经常有人 称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为此,邓小平冷静地告戒 全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 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9]不当头,防止了把中国置于发达国家的 对立面,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发展问题。邓小 平还根据冷战后两极格局的解体,改变了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苏联霸权主义 的威胁,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再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 当头,有利于我国不受牵扯和约束,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灵活处理对外关系,作出 最适合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也使我国拥有了更多的朋友。

第三,反对霸权,有理、有利、有节。霸权主义是我国发展的主要威胁。

邓小平在与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揭露霸权主义本质,阐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 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之理;在处理同搞霸权主义国家的关 系时,从双方长远利益和世界大局出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坚持对话, 不搞对抗,寻求中国发展的机遇之利;对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霸权主义行径决不示弱,但在斗争中讲究策略和艺术,不出风头,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保持斗 争的适度之节。

第四,国防力量,适度发展。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着眼于国家 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在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矛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确 定国防投入比例,保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避免落入同霸权主义国家搞军备 竞赛的陷阱;在推进国防建设中,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同时并举,以信息化带动机 械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重建秩序谋发展的思想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问题受到 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关注。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他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 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强权支配世界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贫富分化 和战争威胁的重要根源,成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严重障碍。这一国际秩序我们 称之为国际旧秩序。邓小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包括: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从国家关系的规范上摒弃霸权主义;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抑制美国单极化独 霸世界的图谋;促进南南合作,推动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这些 主张不仅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也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考虑的。

六、对外开放谋发展的思想 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制定和平发 展战略的一个落脚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对外开放,才有出 路,才有发展,才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挥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积极主动实施对外开放,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党中 央根据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为改革的目标,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把中国融入经 济全球化过程。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主义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和 对世界发展施加影响的空间,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