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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 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 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 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 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也日趋丰富。其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据《中国地方志 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 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从两汉至南北朝时 期的地记开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记》、《西河记》、《沙 州记》、《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 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 仅录陕西两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己无考。敦煌发现的 唐代西北方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 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寿昌县地境》、《西 凉录》、《后凉录》等。宋元时期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这一 时期西北所修方志,甘肃22种,陕西21种,而留存今日的仅4部,其中宋代2部,北宋宋 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程大昌纂《雍录》十卷。元代2部,李好文纂《[至 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十卷。明代西北方志的 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北修志多少,已无从确切统计,现存明修方志:陕西 54种,甘肃19种,尤其是出现了为学者称颂的所谓明代十大名志,康海《武功县志》、 吕 《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 宗《秦州志》、 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户县志》、刘璞《重修户县志》、孙丕扬《富平县 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等。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 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方志,陕西285种,甘肃 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民国时期,政府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 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青海31种,宁夏8种,新疆1种。除西北地方志书外,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 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研究成果。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18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 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 合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重视、提倡,另一方面 是由于乾嘉朴学考据风尚的盛行。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从著作形式而言,一部分是 清代学者的新著,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 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另一部分是清代学者对先清西北 地志著作所作的校正、考释和注疏,这类著作为数甚多。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 录》的校正,李文田、范寿金对《西游录》的注释和补阙,丁谦对《长春真人西游 记》和《耀卿纪行》的地理考证等。“西北舆地学”的开创使对西北的研究进入了 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 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意义更加深远。王国维先 生曾列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五大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和田简牍;敦煌 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 中有三项与西北有直接的关系。清代的“西北舆地学”研究,到了民国时期,鉴于时 势发展成“边政学”研究。当时的所谓“边政”,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边疆政治, 狭义为边疆行政。所谓边疆,一为政治意义的边疆,特指一国的边界和国界,亦即地 理上的边疆;一为文化意义的边疆,特指国内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 边缘民族,亦即民族上的边疆。而“边政学”就是以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关 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学科层面比较广泛, 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 有关国防的科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月至5月发表的边事论文就有157 篇之多,其中涉及西北的约有半数之强。此外,据1944年底的统计,自民国始所著仅 有关青海的著作就有50余种。这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研究的倡导,对西北的研究 已超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 土壤水利等领域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文献源。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建设正式开始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是西北地区中心 所在地,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着枢纽作用。甘肃省图书 馆建馆以来一直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早在1928 年著名的地方文献著述家张维先生任馆长之初,就曾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征集各县县志以充实馆藏。此后历任馆长都曾呈请征集西北地方文献。真正确立西北地方 文献工作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搜集、研究方向的是1943年担任馆长的刘国钧先生, 他曾明确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 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并指定“汇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 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日报》,1943 年9月23日),为其特有的三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1956年, 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 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止。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 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和“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 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 定的国际意义。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 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 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 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 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 其研究资料;汗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 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 研究考释资料。
据初步统计,截止2002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7611种。
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 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 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 88%;
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 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为:舆图、宗教、史地,1995年至1997年增长幅度列前 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地区分布格局基本为:甘肃50%, 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及西北总论之和为50%。
三、馆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鉴于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保存价值、使用价值、资料性、广泛性,尤其是地 域性这一概念属性,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为原始性、 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1 原始性 表现在西北地方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的存在,据初步统计,仅解 放前搜集的总计为3310种图书中,就有档案资料1160种,约占1/3。其中有会议记录, 《兰州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1944)》;收发电文,《西北行辕准重庆行辕 关于拉卜楞寺与阿哇发生纠纷所致代电》;计划书,《甘肃省驿运管理处三十三年 度营运计划书》;章程,《甘肃省通志馆章程纪要》;报告书,《渭源县政府合作指导 室工作报告》;调查报告,《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统计表,《甘肃各类学校 概况统计表》;名册,《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职员表》;大事记,《西道堂大事记》;法 规,《甘肃省粮政法规汇编》等等。不少是珍贵的稿本和抄本,如郭汉儒《陇右文 献录》、张维《甘肃通志稿》等,这些文献的内容广泛,是确凿的原始资料和历史 证件,具有第一手的印证作用。
2 完整性 这种完整性,首先表现在文献时空意义的延续,从汉代的《汉书·西域传》到 汉魏六朝时期都邑簿形方志《三辅黄图》;从清代的《回疆通志》到现今的《甘 肃省志》。其次表现在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西北地方文献在内容上涉及宗教、哲 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自然科 学、应用科学等诸多方面。第三,表现在西北地方这一层面的具体某一点的文献 相对完整,如天水,仅地方志即有《[刘宋]秦州志》、《[顺治]秦州志》、《[康熙] 秦州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民国]天水县志》及今天的《天水市志》。第四,表现 在出版形式上,一方面是公开出版物与内部出版物的并存;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 如图书、报纸、期刊,不同载体,如传统的纸质类文献和较为先进的缩微胶卷类文 献的相互补充。
3 民族性 应该说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是由于西北地区独特的民族分布状 况决定的。西北地区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除汉民族及其先民外,先后 有西戎、月氏、丁零、铁勒、乌孙、匈奴、氐、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 回鹘、党项、畏兀儿、蒙古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之间经历了彼此 消长、互为盛衰、相互融合的过程。元明以后,一些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现今的西北又成为回、藏、东乡、裕固、保安、土族、撒拉、维吾尔、哈萨克、 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大量文献决定了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使得民族文献在全部文献中占有较 高的比重。这些文献中,有古文献,如明代陈诚著《西域番国志》等;有现代文献, 如《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等。从其涉及的区域而言,既有总论西北,如《甘青土 司志略》等,亦有分论各省区,如《甘肃民族志》、《新疆礼俗志》、《青海风土 志》等。其著作形式非常多样化,有地方志,如《西域图志》等;地方史,如《西夏记 事本末》等;族谱,如《马氏族谱》等;资料汇编,如《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等;
印章,如《西夏官印集存》等;表格,如《青海各番族名称表》等;日记,如《龙蛇泪 痕》、《庚午纪事》等。其中有刻本、稿本、传抄本、原件粘贴及油印本、铅印 本等。有些文献观点虽有不妥,但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4 宗教性 具体说即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特征。这是由于西北是佛 教和伊斯兰教传入的途径和繁衍的基地所决定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后,对西 北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各自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西北历史与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 教在回、维吾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 少数民族中几乎为全民所信仰。在甘肃省,现有信教人数约159万余,其中信奉伊斯 兰教和藏传佛教的人口约占信教总人口的96.2%。在青海,信奉藏传佛教的藏、土、 蒙古族约95 2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61%。在宁夏,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占全区人 口总和的32 4%。在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约占全区人口总和的47 6%。
加之文化遗存所具有的宗教特征,如敦煌莫高窟、克孜尔千佛洞等,都使西北地方 文献具有浓重的宗教性。从1964年到1994年,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学科 分布统计来看,在文献总增长率为151 2%的基础上,宗教类文献的增长率为236%, 在各学科增长中名列第二。这类文献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年代较早的如 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石觉民著《西北回教生活》,近年又有《甘青藏传 佛教寺院》、《西北伊斯兰教研究》、《西夏佛教史略》、《宁夏清真寺概况》 等等著作的入藏。
5.文化复合性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合性,特指西北这一特定区域由历史沉积下的文化遗存 在西北地方文献中的集中反映。它不是某种单一元素的表现,诸如民族的、宗教 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说是历史的、地理的,而是上述这些元素或者更多元索 的复合。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和“敦煌”文化。其概念的本身就具有 多侧面、多内涵、多层面的性质,它们相互制约、影响,构成极其复杂的内部结构, 并发挥着多种外部功能。比如“丝绸之路”,它是历史的,从西汉张骞“凿空”开始;它是地理的,从汉长安,经河西,到西域;它是经济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东西方的相互 贸易;它是民族的,从匈奴、乌孙、大月氏到吐蕃;它是军事的,从“三通”到“三 绝”……。以其为研究内容的“丝绸之路学”和“敦煌学”不仅在国内拥有日益深厚 的研究基础,在国际上亦可称为研究广泛的显学,从而成为内涵多种元素、相互交 织的交叉学科。体现到西北地方文献中即呈现出具体的文化复合性。随着研究程 度的深入,这类文献在全部文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仅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专 著,就有法国学者Ｌ 布尔努瓦所著、中国学者杨建新等所著两种。此外尚有《唐 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等。这类 的期刊有《丝绸之路》、《丝路游》等。有关敦煌学的文献则不胜枚举,如《中 国敦煌学史》、《敦煌学述论》、《国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选译》、《法国学 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等等。这类的学术期刊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
如前所述,西北地方文献是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重点。1988年全省文献资 源普查结果表明,其社会科学研究级学科文献中,达到能够支持研究决策能力的第 一位为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新疆研究并列第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北文献的源流,其一,为历史悠久的西北地方志书,其 二,为清代“西北舆地学”及民国“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而西北地方文献真正意义上 的发展则是甘肃省图书馆在现代西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的汇集,并由此呈 现出原始性、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等特点。
〔出处〕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