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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关于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欢迎阅读观赏，希望你们喜欢。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 双峰县)人。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 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 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 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 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 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 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罗 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 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1]5宋明理 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 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 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 宋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 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 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 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 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 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 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 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 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 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 增，则家私日起。” [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 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 ‘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 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 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实生活并追求 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 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 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 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 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 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 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 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 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 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 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 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 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 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 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曾国藩认为， 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 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 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 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 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 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 “禹、墨 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 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 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 敬 则 心 强，求 仁 则 人 悦，习 劳 则 神钦 [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
首先，庄敬日强。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 的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
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
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 之。”[2]4875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圣门教 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2]5247“为 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 除。自 后 守 此 二 字，终 身 断 不 敢 稍 有 陨越。”[5]5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居敬涵养的心得体 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 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 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 恭 敬，不 敢 懈 慢，则 身 体 之 强 健，又 何 疑乎”[2]5587曾国藩明确指出 “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 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 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2]5587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 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 为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得 安宁、详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最是静 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 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2]4894 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修身养性方法。说来容易 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的修养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 当力求主之一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 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边耳。”[2]4892心气浮躁，则不能静思， 不能静思，则难以顿悟而产生灵感，当然作不了诗。“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 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5]126为了提高自己静坐 的耐力，他定下了“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2]4868 的人生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曾国藩终于达到了超然物外、心无所着的静 心状态。他在《主静箴》中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 古。”[2]5054再次，慎独内省。慎独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 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背道德信念之事。一个人在独处时， 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曾国藩非常注重挖掘“慎”之内涵：“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 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
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7]434“‘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4903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守身之先务”.“自修之道，莫 难于养心。”[2]5584-5587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 全力除去私欲，以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谓的“自慊”(“慊”通“谦”)，《中庸》 之所谓“戒慎恐惧”,都能切实践行了[2]5587.曾国藩以理学大师倭仁为榜样，认为 “研几”功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就是要捕捉事物的苗头与征兆，从而认识并察 见 事物 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灭 人欲于 将萌之时。
曾国藩常常私下反省自己的言行，以便修正过失，体现了慎独的精神 境界。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 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慎独驱使他养成 功成不居、谦虚低调、防患未然的心志。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日记中说：“光 景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位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 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2]4904.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日记中 对自己作了更苛刻的解剖：“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
……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 矣。”[2]4905勤于职守，公私分明，选官有方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对自己如 此严格要求，殊为难得。
最后，八德自勉。“八德”既是曾国藩理论思维的工夫，也是其道德修 养的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 泽儿言之，宜转告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2]5574曾国藩 把个体品德概括为“八德”,用于自勉和育人。“勤”是修养吃苦耐劳勤奋的工 夫;“俭”是修养自我约束节约的工夫;“刚”是修炼意志的工夫，做任何事须有排除 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是修养知晓天命、晓明大义的工夫;“忠”是修 养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工夫;“恕”是修养设身处地、宽容他人的工夫;“谦”是修 养谦逊虚心的工夫;“浑”是修养难得糊涂、非原则问题可以让步的工夫。“八德” 很全面地规范了个人修养的内涵，果能依此践行，定能造就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
三、自我教育之“用”:内圣外王与经邦济世 曾国藩虽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高，但并不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讲求 实际，注重实功实效，追求以“修身”之德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业，实现儒 家“内圣外王”之目标。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致贺长龄的信中写道：“今日而 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而莫若取笃实践。”[6]4他强调不管是 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 理。”[5]539曾国藩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倡导经邦济世，并躬行实践，重实用，求 实际。作业信奉“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理学家，曾国藩崇尚儒家“内圣外王” 的“理想人格”,认为一个人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而且要建立“治国平 天下”的事功。曾国藩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因此，当太平天国军队对清王 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时，身为儒生、文臣的曾国藩毅然作出了招摹、训练湘军的壮 举。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屡败屡战，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建立了挽清廷于既倒 的经世事功。
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 的局面。清政府军备衰落，吏治腐败，对外无法抵制各国强敌的日益逼近，对内 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纷纷揭 竿而起。作为清政府主力军的八旗和绿营，由于内部腐化，训练不精，素质低下， 完全无法阻挡各地农民起义的攻击，节节败退。正在家中守制的曾国藩此时接到谕旨，要求“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10]39,为“分君父之忧”, 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当时绿营弊病丛生，兵营之间胜则互妒，败不相救。曾国 藩深知绿营的腐败，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 之使补兵额”[6]130.为筹办团练，练好湘勇，曾国藩取法“戚家军”,以“技艺娴熟、 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7]463为标准，严格选择勇丁，“但求其精，不贵 其多”,训练“但求有济，不求 速效”[10]41.为对抗太平军的水营，又筹建了一支水 上之师。由此创立了一支水陆合一的湘军，这支军队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地镇压 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起死回生，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面对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特别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之后，曾国藩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着比太平天国更甚的威胁和挑战。他在日记中写 道：“念 夷 人 纵 横 中 原，无 以 御 之，为 之 忧悸”[5]669.为寻求富国强 兵之路，曾国藩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多次阅读《瀛寰志略》，了解世界 各国的地理历史，亲身体验并乘坐外国轮船等等。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的加深， 曾国藩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 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8]748,必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方能应变当时国家之变 局，“期永远之利”[11]1272.为此，曾国藩提倡“西学为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自己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轮船，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1862年，安庆内军械所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 台轮船蒸汽机。
曾国藩在亲自观看该机器试验后，喜悦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 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8]766为尽快掌握 西方机器制造原理，曾国藩又特地命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随后，与 李 鸿 章 共 同 创 建 了 江 南 制 造 总 局。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 船，曾国藩亲自乘坐验看了这艘轮船，并为之取名“恬吉”,他说“中国初造第一号 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12]1542.为此，他向朝廷奏报，认为“将来渐推 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3]6092,把这看作是中国自强之道的始基。
在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之后，曾国藩又明确奏请开设翻译馆。他认为翻译“系制造 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 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3]6093.因此，曾国藩特地聘请 英美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一道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并“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 妥立课程”[13]6093,培养翻译人才，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 献。自此开始，李鸿章、左宗棠、奕等人又先后创办了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局等，终于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入保守的中国。此外，曾国藩还采纳了丁日昌选派学生留学的建议，积极提议派遣中 国子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向朝廷奏报：“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 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馀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 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7331后又多次重申，并说：“彼来则延访， 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14]7331. 在派遣留学事宜得到清廷批准后，又积极筹划并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 学生。这批留学生在求学期间深入钻研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推动了中西文化 交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长梁敦彦、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将中国的唐诗 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的蔡廷干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