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热词搜索：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论文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论文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全文如下：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 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一、妥协政策的形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 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
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 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 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 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 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 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 “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 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 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 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 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 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 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 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 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 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 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 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 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 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 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 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 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 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 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 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 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 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 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 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 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 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 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 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
“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 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 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 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 共的道路。
二、不抵抗策略的实施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 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 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 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 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 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 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 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 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
“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 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 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 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 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 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 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 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 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 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 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 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 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 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 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 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 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 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 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 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咳嗽钡墓┐手兴得鳎 乓 话耸卤涞牡蓖斫鍪羌父鼍 俚母霰鹦卸 ⒚挥型骋坏募苹 Ｖ皇鞘卤浞⑸ 螅 玫搅司 康哪 稀Ｍü 匀毡竟 诓煌骋磺榭龅牧私猓 叛Я几 岫ǖ厝衔 诜⑸ 奶粜剖录 蔷植渴录 梢酝ü 概小⑷貌嚼吹玫浇饩觥Ｈ缤虮ι 绞录 ⒅写迨录 奶 取Ｋ 酝 亩匀战簧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 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 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 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 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 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 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 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 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 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 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 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
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 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 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 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 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 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 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 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 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 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 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 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 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 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 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 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