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与民国初期教育改革论文] 教育改革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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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濂与民国初期教育改革论文

范源濂与民国初期教育改革论文一、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定一根本指针 1906年，游学日本的范源濂受侍郎严修的荐举，被清廷电邀回国，任职学部。当时正值学部初建，正是革故鼎新，百业待举之时，而学部大臣们囿于识见，束手无策。范源濂熟知新式教育，又敢于任事，大凡“部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等事宜，“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1]P645因此颇受学部大臣们赏识与倚重，短短几年时间，由学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最后直至参事，从此在教育界渐露头角。民国建立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荐，范源濂出任次长，两人携手共筹教育大计。由于清政府原有的一套反映“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有悖历史潮流，与民初高唱的“共和政体”和“信仰自由”明显不符，因此变革旧制，为教育的发展定一根本方针成了蔡元培与范源濂共同关心的问题。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因蔡元培于7月14日辞职，这次会议实际上由继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内容大抵强调重视道德、实利教育，并倡导发展军国民教育和美感教育。这一教育宗旨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教育意志和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和价值，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袁世凯上台后，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并指令教育部一切以孔子之言为旨归。范源濂不满袁氏举措，毅然辞职。

1916年袁氏败死，应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邀，范源濂再次出任教育总长，宣布袁世凯时期的教育法规与民国元年（1912）发布的学校系统相抵触，而且与民国共和政体不相适应，应该立即废除，表现出坚决捍卫体现民主共和教育方针的态度。

在他的坚请之下，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并撤销了宪中所定 “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恢复了民国元年的教育宗旨。

二、改革学制与整顿学务范源濂初任教育总长之时正值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之际，全面筹划教育发展大计已渐渐铺开。范氏继承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提倡教育决策民主化，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共谋教育大计。在范源濂的努力维持下，会议在热烈、自由、和谐的气氛下进行并圆满结束。此次大会收到提案92件，而且大多数提案获得通过，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法令。这次大会的一大成果是制定了新的学制，并于次年修改整合后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分为初等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四级，规定儿童从6岁入学到23-24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17年或18年。新学制相对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癸卯学制来说，学习年限已大为缩短，并且废除了两性的差别，小学男女同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女子中学，并取消了贵胄学堂，处处体现出教育平等的气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在范源濂的主持下，教育部于1912年9-10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教育法令后来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精神延续了下来，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可以说是民国教育制度的蓝本。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党争激烈，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教育之行政、用人以及学生录取等方面存在着培植私人力量，维护党派利益的问题。针对这些弊端，身为共和党人的范源濂决心打破党派畛域，厉行学务整顿。他坚持“能者在职”的原则，在聘请教员和录取学生方面主张“不分汉满回藏，亦不论有无文凭，惟以程度之如何为取录与否。”[2]P1912-4-6他认识到“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尤其是广大教职员工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举止对于学生和社会产生莫大影响，所以强调提升教职员工的素质。上任伊始，他发布训令三则，训诫：“凡为学校管理员与教员者，于其职务，宜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之责。”[1]P15鉴于前清学部所定考试学生毕业章程过于宽松，不足以选拔真才实学之人，范源濂强调学校为育才之地，应该培养各类合格人才。基于这一认识，他严订考试毕业生章程，规定凡是有一门主科不及格者，不许毕业，只能留校补习，两次补考仍不合格者，勒令退学，从而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此外，范源濂要求各级学校加强校内训练，校外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倡发展体育教育，培养国民健全之身体。他于1916年10月发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令》，对留学海外学生的选拔，留学生的费用、考核标准、调拨选用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使留学教育趋于规范化。

三、吸收西方教育之长早在求学时务学堂之时，范源濂就开始接触西方新式教育，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西方教育悉心探究，并把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做一比较，深深感受到“中国事事不及外人，群以为教育不发达之故，此诚为事实”。[3]因此主张仿效西方来改革教育。

他仰慕西方的义务教育，认识到“当世列强，如英美法意日本诸国，莫不行义务教育之制”，[1]P25所以强烈要求在中国推行义务教育，认为这是立国之要图，决定存亡盛衰关键之所在。有鉴于此，初任总长，他就提出把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以法律的力量来保证义务教育能得以推行，并在民国元年（1912）颁布的新学制中明文规定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从此开启了中国义务教育的新风气。范源濂在日本学习期间，深受日本“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方今时局艰危，竞争日烈，非崇尚武力不足以固国防，非晓畅戎机亦无以振士气。”[2]P1916-9-2极力主张发展军国民教育。他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发布训令，规定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都要举办军国民教育，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入校学习，使军事教育能够得以普及。在发展军事教育的同时，他提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做到文武兼备，不可偏废。范源濂的军国民教育方案主要以英、美等国为蓝本，而非仿效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增强自卫能力。当时正值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彼此厮杀，中国虽然暂无外敌入侵，但他告诫国人要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加强训练，不要苟安目前，以免将来受人宰割。范源濂接触西学较早，后来又两次赴欧美考察教育，对西方教育了解颇深。他深深认识到“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
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1]P181因此主张仿效西方，发展科学教育。为了养成国民的科学智识，范源濂不仅要求普通学校中加入工业课程，以谋求工业的发展，而且特别强调发展实业教育，来促成科学的发达。在民国元年的学制改革中，规定初小毕业可进入乙种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毕业可选择甲种实业学校，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实业学校所占比例极低，学生人数极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范源濂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要求各地办学，高等小学校与乙种实业学校应各占半数，中学校与甲种实业学校应各占半数。

1917年，范源濂重订教育系统，对实业教育的性质、学制以及高等实业学校的专业开设做了明确规定，提高了实业教育的地位。民初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内外矛盾尖锐，而教育能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教育改革能平稳推行，这里边不能说没有范源濂的功劳。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反映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
推行了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学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科学、合理而又平等的教育体系，并吸取西方之长推行教育改革。这一切表现出范源濂既以政治家的气度关心现实政治，又以教育家的胸襟虑及久远，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杨实生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