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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Tiebout, A.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2.WEingast, Barry R.1960.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ganization 11
3.Oates, Wallace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4.Kollman, Ken, John Miller,and Stott Page.1996.On State as Policy Laborator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city of Michigan
5.Davoodi and Zou, 2002.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