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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论文
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论文 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全文如下：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 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 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 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 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 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 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 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一 辛亥革命催生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 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 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 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 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 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 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 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 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 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 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 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 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 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 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 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 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 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 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 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 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 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 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
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 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 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 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 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 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 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 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 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 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 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 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 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 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 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 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 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 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 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 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 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 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 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 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 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 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 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 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 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 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 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 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 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 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 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 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 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 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 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 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 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 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 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 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
“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 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 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 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 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 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 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 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 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 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 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 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 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 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 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 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 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 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 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 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 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 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 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 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 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 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 商人捐资兴办大学教育的动机和投入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 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 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 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 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 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 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 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 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 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 (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 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 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 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 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 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 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 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 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 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 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 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 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 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 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 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 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 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 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 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 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 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 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 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 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 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 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 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 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 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 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 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 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 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 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 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 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
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 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 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 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 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 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 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 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 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 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 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 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 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 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 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 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 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 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 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 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 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 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 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 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 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 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 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 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 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 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
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 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 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 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 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
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 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 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 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 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 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 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 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 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 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 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 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 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 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 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 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 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 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 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 “,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 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 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 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 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 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 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 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 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 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 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 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 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 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 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 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 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 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 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 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 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 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 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 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 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 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 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 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 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 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 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 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 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 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 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 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 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 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 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 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 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 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 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 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 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 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 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 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 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 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 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 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 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 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 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 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 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 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 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 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 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
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 一个阶层。
三 商人捐兴大学教育的意义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 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 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 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 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 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 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 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 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 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 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 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 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 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
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 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 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 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 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 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 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 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 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
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 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 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 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 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 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 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 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 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 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
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 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 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 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 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 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 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 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 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 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 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 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 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 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 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
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 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 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 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 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 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 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 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 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 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 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 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 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 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 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 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 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 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 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 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 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 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 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 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 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