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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革命诗歌是战争时期，爱国知识青年分子为抗日、宣扬爱国热情而做创作的一种文学样式，它背负作者着振兴中国的意愿，作为文化的武器在抗战时期发挥着振兴民族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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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革命诗歌的类型及其创作背景
红色革命诗歌是战争时期，爱国知识青年分子为抗日、宣扬爱国热情而做创作的一种文学样式，它背负作者着振兴中国的意愿，作为文化的武器在抗战时期发挥着振兴民族精神的作用。
（一）红色革命诗歌的类型
从红色革命诗歌内容和表达方式来分，可分为两种文体，分别为叙事诗和抒情诗：
1.叙事诗：这类诗歌中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者用诗歌来叙述一个有人物、有事件的故事。革命诗歌《赵一曼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用诗句讲述了赵一曼革命战士在1931年“九.一八”抗战中，为了便于工作，毅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直到牺牲未见过自己的孩子的感人革命故事。
2.抒情诗：这类诗歌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生活。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白深富的《花》、陈辉《献诗———为伊甸园而歌》、江上青的《芦沟晓月》都是属于抒情类的诗歌。
从朗诵的角度来说，叙事和抒情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有些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但是它在抒情同时要求与“叙事”紧密结合。朗诵者在朗诵此类诗歌时，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朗诵，还需要朗诵者以抒情的方式将作品情感抒发出来。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朗诵者在朗诵时不能只顾感情的抒发忘乎所以，忘记了对诗歌内容的准确叙述。
(二）红色革命诗歌的创作意义及时代背景
列宁有一段著名的教导:“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1]。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充满反抗、革新、创造的一个时代，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革命老区出现了大量的革命或进步的文艺创作，及时迅速地反映时代重大事变，对实际开展的如火如茶的革命活动，起到了直接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些富有现实性、地方性和时代性的红色文艺，以通俗易懂的诗句传颂于民间，获得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不可或缺的“齿轮和螺丝钉”。
诗歌《打倒军阀刘存厚》是记录真实事迹的革命诗歌，这首红色革命诗歌的作者意图用诗歌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唤醒了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斗争意识。愤怒与希望之歌——《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创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当时，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之中，作者李大钊预见了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新的转机，试图用革命诗歌去号召人们开创历史的新纪元。
由此可见，红色文艺不仅仅以报刊、乡土教材、传单的形式影响着人们，聚众朗诵、演唱红色革命诗歌也成为了宣传民众、鼓舞民众、揭露丑恶、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在风云变幻的特定历史时期，红色革命诗歌朗诵发挥了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它背负作者着振兴中国的意愿，创作意义只有一个——集聚众人的力量作为文化的武器，振兴文化，捍卫民族的尊严。
二、红色革命诗歌朗诵风格的类型
（一）热情豪放型
热情豪放型的朗诵风格一般适用于高亢、激越的红色革命诗歌。热情豪放型朗诵风格的主要特征为：吐字有力度，语流跌宕起伏，感情真诚炽热、直抒胸臆。使用此类风格的红色革命诗篇有陈辉的《为祖国而歌》，作品塑造了一个战斗者的形象，用富含感情的诗句表达了革命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恶势力的压迫不屈不挠的反抗，热情讴歌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这要求朗诵者在朗诵时声音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把握节奏的抑扬顿挫，使用跳跃、起伏声音来诠释内心情感，创造出与作品色调统一和谐的朗诵风格。
可使用同类朗诵风格朗诵名篇还有:王怀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毛泽东《沁园春•雪》、叶挺《囚歌》、叶文福《祖国啊，我要燃烧》、艾青《黎明的通知》、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雄性的太阳》、严阵《英雄碑颂》、何其芳《生活是海洋》、减克家《有的人》等。
（二）深沉浓郁型
深沉浓郁型的朗诵风格往往运用于感情色彩偏暗的诗歌作品，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庄重、沉重、悲痛的。朗诵的基调也以暗色为主，多抑少扬，在诗句末句多以降调结尾。蔡梦慰的《黑牢诗篇》就是典型的例子：
禁锢的世界，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2]
诗的本身所表达的感情是悲壮的，朗诵者以叹息的口吻去朗诵，重音拖腔，气息绵长，同时也包含着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因此尾音凝重不散。适合深沉浓郁型的朗诵风格的红色革命诗歌有赵云霄的《铁窗摇篮曲》、殷夫的《别了，哥哥》等。
（三）清新明快型
清新明快型的朗诵风格一般采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在朗诵中语流顺畅，停顿较少，扬多抑少，吐字轻巧，从嘴里发出时富有弹性。例如杨朔的《雪浪花》，在朗诵此类诗歌时，语速轻快、力度较弱但富有跳跃感，使听者在节奏中能感受到作品所描绘的人物的欢乐、愉悦的心情。白深富的《花》 读来语流顺畅，声音明亮，贴和文字情调。作者以花喻人，把革命战士比作花，使文章在朗诵起来摆脱了革命诗歌沉重的基调，给人清新明快的感觉。《花》的诗句如下：
我爱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花， 带着霜露迎接朝霞。 不怕严寒，不怕黑暗， 最美丽的花在漆黑的冬夜开放。[3]
（四）深情赞扬型
深情赞扬型的朗诵风格一般以舒缓的节奏及明亮的色调为主，需要朗诵者在朗诵时做到富含深情、语调柔和，气沉丹田，缓缓吐字，归音有延续性，绵延不绝，让人听完之后仍旧回味无穷。冰心的典雅细腻轻灵的文字也适用于深情赞颂型的朗诵风格，诗句字里行间流淌着爱的旋律，读起来声音明朗、色彩柔和，用深情的温柔和淡淡的忧愁去感染听众。闻一多《静夜》、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舒婷《致橡树》、《呵，母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也适用于此类风格
三、红色革命诗歌朗诵风格的形成原因
（一）红色革命诗歌朗诵是对红色革命诗歌作品的内在本质的体现
朗诵是朗诵者在对朗诵文本理解、想象、感受的基础上, 通过艺术手段, 把视觉的文字符号变为听觉的声音符号的过程。诗歌朗诵是对朗诵文本的展现和再延伸, 朗诵风格是对革命诗歌作品的内在本质的体现。朗诵者在朗诵红色革命史歌前，首先遵循朗诵作品所要表达的感情，最后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范围内进行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并不是脱离朗诵的本质去创作，也不是照着诗句没有感情地朗读，而是要求朗诵者深入了解诗句中每字每句中的含义，用有声语言表达出诗句的主要精神和艺术美感。红色革命诗歌的最本质体现就是爱国主义，朗诵者在朗诵红色革命诗歌时，就是要把诗歌的本质——爱国主义表现出来，而不是脱离作品本质去演绎与作品思想感情相违背的情感。
（二）朗诵者对红色革命诗歌的个性化理解
相同的朗诵作品有不同的创作风格。每个朗诵者都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们对朗诵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理解。对于红色革命诗歌中“爱国主义”情感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例如革命诗歌《赵一曼的故事》。一些朗诵者在阅读《赵一曼的故事》时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些朗诵者认为《赵一曼的故事》是沉重的、悲壮的，所以在朗诵时选择使用悲伤的情感去演绎，但有些朗诵者认为《赵一曼的故事》是励志的、是激昂的，所以在朗诵时选择使用赞扬、歌颂的情感去演绎。由此可见，朗诵者对红色革命诗歌个性化的理解也会产生相同的朗诵作品，不同的朗诵风格这一现象。
（三）朗诵者的朗诵技巧构成不同的朗诵风格
朗诵者在朗诵时，首先要深刻透彻地把握作品的内容，然后结合自身对作品的理解，合理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准确地将作品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不同的朗诵者使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就会形成不同的朗诵风格。常用的基本表达手段有：停顿、重音、语速、句调。
停顿和重音是朗诵为了帮助听者理解文章含义，表达诗歌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种技巧和手段。语速是指说话或朗诵时每个音节的长短及音节之间连接的紧松。朗诵的语速是由朗诵者个人的思想感情来决定的，朗诵的速度与文章的思想内容相联系。朗诵者若意图将诗歌朗诵表现得欢快、热烈，在朗诵时速度会快一些；若要表达平静、悲伤、庄重的情感，速度会慢一些。句调即为语调，简单的说就是声调。语句的高低升降影响着诗句的感情色彩，语调的作用在句未音节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句调是贯穿整个句干的，句调根据表示的语气和感情态度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升调、降调、平调、曲调。[4]朗诵者在诗歌句末部分使用不同的句调也会产生不一样高的朗诵风格。例如：叶挺的《囚歌》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5]
关于这首诗的停顿的处理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例一：不以标点符号为停顿标准。这种处理方式因停顿部分较少，连贯性强，朗诵语速变快，朗诵者目的是为了向听者传递一种紧张、愤怒的情感。“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忽略破折符号的停顿，突出“狗洞子”）；例二：多处停顿。这种处理方式在多处使用停顿，语速变慢，朗诵目的是为了表现平静、庄重、悲伤、沉重的情感。“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多处停顿，语速缓慢）两种停顿的处理方式会给听众不同的体会，同一首诗歌，前者给人紧张、愤怒的感受，后者给人庄重、沉重的感受。
关于这首诗的句调我们也可以有多种方式来处理。 例一：先降后升。在朗诵前两段诗句时，压抑住文章的情感，最后在句末的时候语调上升，加重语气，在句末时将所有情感释放出来，表示惊异、愤怒等感情。例二：先升后降。在朗诵前段诗句时将感情完全喷发，在句末的时候语调回复平缓或下降，表示表示肯定、坚决、沉着、充满自信等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