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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子儒家思想研究论文范文
浅谈孔子儒家思想研究论文范文 儒家思想论文篇1:《儒家生态思想》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 自然 规律 , 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 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 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 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 的 发展 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 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 “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 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 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 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 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 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 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 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
《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 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 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 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 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 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 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 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 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 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 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 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 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 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 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 阴阳五行的结构论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 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 问题 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 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 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 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 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 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 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 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 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 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 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 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 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 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 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 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 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 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 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 文献 。《洪范》 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 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 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 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 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 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 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 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 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 帝 神 虫 音 数 味 臭 祀 祭 居 色 食 德 春 甲乙 太皡 句芒 鳞 角 八 酸 羶 户 脾 青阳 青 麦与羊 木 夏 丙丁 炎帝 祝融 羽 徵 七 苦 焦 灶 肺 明堂 赤 菽与鸡 火 中央 戊己 黄帝 后土 倮 宫 五 甘 香 中霤 心 大庙 黄 稷与牛 土 秋 庚辛 少皡 蓐收 毛 商 九 辛 腥 门 肝 总章 白 麻与犬 金 冬 壬癸 颛顼 玄冥 介 羽 六 咸 朽 行 肾 玄堂 黑 黍与彘 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 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 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 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 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 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 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 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 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 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 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 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 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 土胜水。
中国 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 自然 界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 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 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仁民爱物”的伦 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 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 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 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 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 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
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 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 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 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 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 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 规律 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 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 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 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 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 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 农业 经济 的角度看,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 “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 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 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 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 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 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 问题 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 《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 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
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 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 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 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 科 技 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 《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 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 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 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 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 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 “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 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 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 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 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 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 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 重要的价值。
参考 文献 :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 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4] [汉]郑玄.礼记注疏中庸[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宋]张载.正蒙乾称篇[A].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儒家思想论文篇2:《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 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 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 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 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 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 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 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 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 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 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 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 则是“ 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 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另外,在《水浒传》的具体描写中,作者张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蕴含着儒家伦 理学派“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智取生辰纲开始,梁 山泊英雄好汉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他们严惩邪恶势力, 打州夺县,劫狱开仓,救济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块光明的天地,体现的正是一 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可贵精神。”[3]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 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 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 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 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 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 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 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 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 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 实 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 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 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 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 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 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 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 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 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 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 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 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 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 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 ,在这些封 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 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 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 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 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 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 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 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 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 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 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 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 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 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 封建礼教的影响。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 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 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 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思想论文篇3:《儒家的养生思想》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具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儒家;养生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 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对有关人的生活与 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 哲学。
一、儒家养生观 养生,古代中国人称为“摄生”、“保生”、“卫生”等,其含义就是通过 各种形式摄养身心、增强体质、防病祛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终其天年的理论和 方法。
儒家养生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阳和谐。阴阳和谐是中国养生理论的精髓,儒家经典《周易》 最早运用阴阳学说,系统地解释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与变化,该书曰:“生生之谓 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又具体描绘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又称“大一”,指 宇宙本体。所谓“两仪”,即指阴阳,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阳生阴, 阴生阳,变化无穷。
该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养生之道,提出 “善诊者,察色 按脉,先别阴阳”,只有掌握了阴阳辨证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内经》与《周易》,虽分属医学与哲学不同学科,但两者共同以阴阳变化理论 为基础,终于殊途同归,留下了“医易相通”的佳话,说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与医 学融会贯通的传统。
第二,修身养性。古代中国人认为:养生的首要在于养性,其次才是 养形。这里的“性”,可理解为性情、性格、品格、素质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区别 于形体、营养、环境等物质方面的概念。所谓养性,就是顺从自然法则、调摄精 神、培养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 目的。
第三,道德养生。儒家养生的核心是“仁者寿”。孔子曰:“知者乐, 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要比《黄帝内经》早几百年。孔子认为, 养生要从养德开始,要修身以发扬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碍,取得心理上的 平衡。
颜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子又问“仁”的 纲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这里,以“礼”作为准绳,克己制欲,杜绝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养生术儒家养生的主要特色与实质,是注重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 高度重视精神修养在养生活动中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实为中国养生保健 理论之精髓。儒家养生思想不仅论述精辟、深刻,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术,使 养生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与中国养生历史的发展 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以下几种养生术:
第一,心理养生。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 这是告诉人们,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 “孔颜乐处”,就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赞美。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 人不堪其忧”,而他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很富 有,能在穷困中领悟到人生的乐趣。
孔子还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一个仁德的人,无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宽广、豁达;而无仁德的小人, 只考虑个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满了忧愁。
第二,读书养生。孔子认为:“知者乐”,他一生编述“六经”,开创“六 艺”,以读书为乐,晚年读《易经》曾“韦编三绝”,既从书中体味到人生的价值, 又省悟到《易经》中“盈虚损益”的养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读书学习要“发愤 忘食”,自己读书也达到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三、修身养生 儒家养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紧密相结合的。《大 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这是儒家实践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医学养生法,使儒医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 系统的养生流派。儒家养生主要在于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几种:其一,内省正心法。内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为 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在“内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学》里提出的“慎 独”就是内向的思想修养功夫,意思是说,时时、处处、事事检点自己的思想、 情绪、行为是否合于“正心”、“诚意”的要求。不仅无事时要内省,做事时也要如 此。通过自省“不忘其仁”,而达到忠恕、执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达到“存 其心、养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实质而言,和佛家的戒、 定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以戒律来定心,儒家的“慎独”是按儒家准则来进行内省的 清心方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静法。儒家主张“以礼制心”,要做到“常应清静”的高级 境界。欲达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学》指出:“止于至善”。并进一步论述说:
“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儒 家通过止而达到“定”和“静”。儒家的止,不同于佛、道。佛家止于境(心住一境), 道家止于身,而儒家止于“仁”,止于“礼”,即要以礼制心。《大学》指出:“为 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 其三,平平常常静坐法。儒学自孔子传至宋代周敦颐时,吸收了佛道 两家思想,开创了理学一派,并根据太极图、《易经》之理,提出了主静的思想, 至程颢、程颐继承并发展了周的学说,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论上的主静而发展到 行动上的静坐,并提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修养方法。直至明代高 攀龙根据朱熹理论,并参考佛道两家之长,总结出了一套儒家静坐方法,即:“平 平常常静坐法”。此静坐方法如高攀龙所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 常常、默默静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 谓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直 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 色。
儒家静坐法,虽不如佛、道两家专门静坐修持的法门博大精深,但不失其 纯正、不易出偏,可无师自通,便于修持,见效明显,可称之为“大众静坐法”。
当然,从当代科学角度来看,儒家养生思想具有诸如不严密、不科学 等缺点,但从人类养生的基本方向和当代世界保健事业的发展来看,它毕竟代表 了正确的方向和趋势,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和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明 显的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
“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 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儒家哲学仍然会一如过去几千年之悠久历史, 向每一个注重养生、渴望健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愉快的微笑。